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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治国理政智慧--以《大学》为例

发布时间:2019/4/24 13:39:24 来源:聊城理论在线 文字大小: 打印 关闭  9169(Hits)

 

    我国是一个有着五千年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几千年的文明史积累了丰厚的思想文化,这些思想文化博大精深,包括方方面面的内容。在此,以《大学》中的思想为例,浅析一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治国理政智慧。


    一、《大学》及其在儒家思想史中的重要地位


    在历史上,儒家学说因其最适合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封建专制主义统治需要而成为了我国传统社会的主导思想。我们今天所要借鉴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其主体部分就是传统儒家思想中的精华。


    儒家思想主要保存在相关文献典籍之中,而《大学》正是其中的代表作之一。《大学》原为《小戴礼记》中的第四十二篇,自宋代以后开始单独刊行,因其系统地阐述了儒家的“内圣外王”之道而受到了宋儒的极力推崇,后得以与《中庸》《论语》《孟子》并行而成为了我国传统社会后期官方的教科书。对于《大学》,朱熹称其为“孔氏之遗书”,并且认为:“于今可见古人为学次第者,独赖此篇之存,而论、孟次之。学者必由是而学焉,则庶乎其不差矣。”时至今日,可以说《大学》通篇融人生哲学与社会哲学、道德论和政治论于一体,系统地阐述了儒家的“修、齐、治、平”学说,是对我国先秦时期儒家思想一个较为恰当地概括,是我们系统研究儒家传统思想的一个很好的切入点。


    大学,指的也就是太学,它是我国古代最高的教育机构。太学之名周代已有之,它是专为皇亲贵族子弟而设的学堂,其主要职能就是为统治阶级培养合格的接班人。所以,《大学》主要阐发的也就是如何治国理政,成为一名优秀的政治人才之道。《大学》的作者在篇首开宗明义地提出:“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朱熹认为:“此三者,大学之纲领也。”可以说“大学”之“三纲领”既是“大学”的育人目标,同时也是政治目标。“明明德”是说要将自身的“善性”发扬光大,从而成为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也就是“君子”。“亲民”是说君子在完善了自身的道德修养之后,还要能够担当起教化人民的重任,成为一名出色的政治人才。“止于至善”为“终极目标”,即君子不仅要使自身的道德修养达到完善的状态,而且还要实现对全天下人的教化,使天下的每一个人都能够成为道德完善的“君子”,最终使整个社会达到“小康”乃至“大同”的理想状态。“止于至善”实际上也就是最高道德目标与最高政治目标、最高人生目标与最高社会目标的统一。为了达到这一最高目标,《大学》中又系统地阐述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原则和方法,由此可以看出,《大学》作为一篇纲领性的文章,虽然短短不足两千字,但其中却构建了一个相对完整的治国理政体系,蕴含着丰富的治国理政智慧,值得我们好好品读发掘。


    二、《大学》中蕴含的治国理政智慧


    如前所述,《大学》中系统地阐述了儒家的“修、齐、治、平”学说,蕴含了先贤丰富的治国理政智慧,在这里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阐释。


    (一)“修身”为治乱之本


    对于“修身”的重要性,《大学》中讲到:“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这也就是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间存在着不可颠倒的逻辑次序,后者的实现必须以前者的实现为基础,而“修身”为基础之基础。为什么要如此注重“修身”呢?《大学》中是这样认为的,人都是有感情的,正因为人自身主观感情的存在,所以人就难免会有为自身的主观感情所蒙蔽的时候。个体如果不注重自身品性修养的话,其思想在“亲爱、贱恶、畏敬、哀矜、敖惰”等等本能心理的影响下,就很容易会出现偏差。自身的言行失之公正、不能服众,不要说是“治国”“平天下”了,就连自身的家庭事务那也是不能够处理好的。所以说,“修身”是君子必须具备的道德意识。


    (二)“齐家”为治国之基


    我国古代的血缘宗法制度决定了其“家国同构”的社会政治结构,家是国的基础,国是家的放大。《大学》中特别提到了管理好自己家庭的重要性,认为“家齐”与“国治”是一脉相通的。其中讲到:“所谓治国必先齐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国。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长也;慈者,所以使众也。”这也就是说,君子如果想要治理好自己的国家,那么他就必须先要管理好自己的家庭和家族。君子如果连自己的家人都不能管教好却还想着管教好别人,那是不可能的事情。一个人对父母的孝顺可以用于侍奉君主,对兄长的恭敬可以用于侍奉官长,对子女的慈爱可以用于统治民众。这就叫做,君子不出家门就可以实现对人民的教化。一个人想要实现“治国”“平天下”的远大理想,必须具备“齐家”的道德观念。


    (三)“国治而后天下平”


    《大学》中认为,“国治而后天下平”,将自己的国家治理好之后才能使天下都太平。那么,“国治”的目标应如何实现呢?其中主要提到了三点原则。


    首先,“国治”目标的实现在于“絜矩之道”的运用,即君子的一言一行都要有示范作用。“上老老而民兴孝,上长长而民兴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在上位的人尊敬老人,老百姓自然就会孝顺自己的父母;在上位的人尊重长辈,老百姓自然就会尊重自己的兄长;在上位的人体恤孤寡,老百姓自然也会跟着去做,所以说君子要懂得以身作则,率先示范。《大学》中还从反面进行了论证:“尧舜帅天下以仁,而民从之;桀纣帅天下以暴,而民从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从。是故君子有诸己而后求诸人,无诸己而后非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诸人者,未之有也。” 尧帝、舜帝用仁爱统治人民,人民也就跟着学会了仁爱;夏桀、商纣用暴力统治人民,人民也就跟着学会了残暴;自己的命令与自己的实际行为相反,人民是不会听从的。所以,品德高尚的君子凡事一定要保证自己先做到,然后再去要求别人做到,自己先不这样做,然后再去要求别人不这样做。自己不能够垂先示范,却还想着让别人心悦诚服,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其次,“国治”目标的实现要求统治者要做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即得民心。《大学》中讲到“道得众则得国,失众则失国”,统治者得到民心就能得到国家,失去民心就会失去国家, “有国者不可以不慎,辟则为天下僇矣” ,统治国家的人不可以不谨慎,稍有偏失民心的地方就会被天下人推翻。要想做到得民心,统治者应该“先慎乎德”,即以“德”做为治国的根本。《大学》中明确提出了“德者本也,财者末也”,统治者以德为本就能掌握正确的财富增长方式。“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则财恒足矣”。使生产的人多,消费的人少,生产的人勤奋,消费的人节省,这样财富便会时刻保持充足。《大学》中还进一步提出,为政者应该主动做到“让利于民”,而不应该“夺民之利”。作者借用孟献子的话来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孟献子曰:‘畜马乘不察于鸡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敛之臣。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具备马匹车辆的士大夫之家,就不该再去养些鸡啊、猪啊的家畜来赚钱了,因为很多老百姓是以此维持生计的。同样是这个道理,能够凿冰丧祭的卿大夫家,就不该再去贪图养牛养羊的那点小利。而对于拥有百辆兵车的诸侯之家,就更不该再畜养那些只顾聚敛百姓钱财的家臣了,与其有这种家臣,还不如有那种盗窃自家府库的家臣呢!盗窃自家府库的家臣让自己失去的是钱财,而聚敛之臣让自己失去的却是民心。钱财失去了可以再赚回来,而民心失去了,执政基业也就不保了,这才真的叫做“倾家荡产”。


    最后,“国治”目标的实现要求统治者要做到亲贤远佞。何谓“贤臣”与“小人”呢?《大学》中讲到:“若有一个臣,断断兮无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彦圣,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孙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媢嫉以恶之;人之彦圣,而违之俾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孙黎民,亦曰殆哉!”这句话就是说, 一个大臣如果是具备了诚实厚道、心胸宽广的品格,他既使是再没有其它特别的本领,也算得上是一个贤臣。反之,如果一个大臣阴险狡诈、心胸狭窄,他就算是再有本领,那也是会危害国家和人民利益的小人。“唯仁人放流之,迸诸四夷,不与同中国。此谓唯仁人为能爱人,能恶人。见贤而不能举,举而不能先,命也;见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远,过也。” 真正好的执政者会把这种品质恶劣的小人驱逐到边远的四夷之地去,不与他们同住在国中。发现了有德之人而不选拔,选拔了而又不重用,这就是轻慢;发现了无德小人而不罢免,罢免了而又不让他们彻底远离,这就是过错。“好人之所恶,恶人之所好,是谓拂人之性,灾必逮夫身。”喜欢众人所厌恶的小人,厌恶众人所喜欢的贤臣,这就叫做违背民心人性,统治者必将自食恶果。


    从以上三个方面可以看出,《大学》中蕴含的治国理政思想紧紧围绕“德”这个关键字展开,充分体现了儒家政治思想的鲜明特色,在今天读来,仍然能给我们许多有益的启迪和思考。


    三、《大学》中治国理政智慧的现代价值


    《大学》中所倡导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念和政治理念,被历代封建统治者和众多传统士大夫视为正统的治国理政模式和终身的奋斗目标。今天,以现代视角去理解,仍然有其价值合理性。


    (一)“修身”为治乱之本思想的现代价值


    《大学》中讲求“修身”,强调无论是普通百姓还是执政者,都要把加强自我修养作为人生的根基和起点,这对于现代人来讲,同样必不可少。当前社会建设中出现的很多不和谐因素,如政府官员贪污腐败、企业经营制假售假、民众公众场合不讲社会公德等问题,都与个体道德修养欠缺有关。


    做人是做官的前提,人品不修,政道亦失,对于执政者尤其是党员领导干部来说,更是要在修身上严格要求自己。纵观中国历史,历代王朝的覆灭都有统治集团昏庸腐败这个原因。究其根本,还在于执政者“修身”功夫不到,导致他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发生扭曲,行为不端,为人民所弃,最终灭亡。为什么只有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得解放,成功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共产党修身严,讲规矩,行得正,能服人。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三严三实”,摆在首位的就是“严以修身”。对于党员干部来讲,“修身”就是要加强党性修养,坚定理想信念,提升道德境界,追求高尚情操,自觉远离低级趣味,自觉抵制歪风邪气。


    面对当今纷繁复杂的社会环境和权、钱、色的诱惑,个别领导干部忘记了信仰,失去了自我,在物欲和贪念中随波逐流,最终误入歧途。不少落马官员在检讨违法违纪的原因时,都会提到自我要求、自我约束、自我修养的松懈和缺失是陷入腐败漩涡的重要原因,这也警示我们:领导干部必须要“严以修身”,并将修身作为终身的功课,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并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这样才能经得起诱惑,耐得住寂寞,守住属于自己的那一份高尚与荣耀。所以说,“修身”为治乱之本的思想仍然有其积极的现代价值。


    (二)“齐家”为治国之基思想的现代价值


    在现代社会变迁中,一切都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但是家庭是构成社会的基本单位这一点却是没有变的。因此,《大学》中的“齐家”为治国之基的思想仍然可以给我们以启示。


    家庭作为社会最基本的和最可持续的细胞组织,紧密地联结着个体与社会,具有无可替代的功能和作用。好的家庭可以为个体的生活提供温馨的精神港湾,使个体能够精神百倍的去学习、工作、成长;好的家庭可以为个体的社会化提供良好的开端,使个体懂得如何去与他人交往、团结他人、融入社会;好的家庭可以让个体老有所养、幼有所依、困有所扶,它所带给一个人的有形的或无形的财富是任何组织形式都无法替代的。我们现代人要传承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重视家庭、家教、家风的思想精华,尤其是对于执政者、党员干部来说,更是要管理好自己的家庭。一些家族式腐败的出现、“官二代”的负面新闻等,都与领导干部管理不好自己的家庭,对自己的家人无底线地纵容有关。


    习近平总书记就是高度重视家庭、家教和家风建设的典范。在《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中,关于怎样看待家庭、家教和家风及其相互关系的问题,总书记有着专门的论述,如“家庭是人生的第一个课堂”“家风是一个家庭的精神内核”“家风是社会风气的重要组成部分”,妇女在“树立良好家风方面”具有“独特作用”,领导干部的家风“是领导干部作风的重要表现”等。这些论述内含并升华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齐家”思想的精华,认真阅读品味,不仅深感习近平总书记的远见卓识,而且也深感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浸润之深。家庭是一个家,又不仅仅是一个家,齐家就是治国,管理好自己的家庭也是在为社会做贡献、为国家谋安定。这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给予我们的又一启迪。


    (三)“国治而后天下平”思想的现代价值


    重温《大学》中“国治而后天下平”的思想可以发现,虽然时代不同了,国家性质不同了,但古往今来治国理政的某些原则是有相通之处的。


    首先,《大学》中所倡导的“絜矩之道”,对于今天的执政者来说也是适用的。上行下效,捷于影响。各级执政者做为公共权力的执行者,其一言一行都是人民群众高度关注、模仿的对象,其所作所为会直接影响到党和国家的治乱兴衰。执政者行为有矩,整个社会风气就会向好,人民会对社会的发展充满信心,从而积极地开创美好生活。执政者言行失范,整个社会就会充满戾气,人民会对党和政府产生不满,进而各种矛盾冲突必然会接连爆发。习近平总书记就是“絜矩之道”的自觉运用者,他非常重视抓“关键少数”,多次强调要突出抓好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群体。例如,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坚定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首要的措施就是制定和落实中央八项规定,以此为切入口和动员令,坚持以上率下,率先垂范,很快赢得了基层干部和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最终取得了良好的预期效果。所以说,在现代社会,要想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各级执政者、广大党员干部必须强化自律意识、标杆意识、表率意识,处处走在前列,事事干在实处,克己奉公,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切实发挥出先锋模范作用。这也正是传统的“絜矩之道”的现代阐释。


    其次,《大学》中所倡导的“好民所好”、得民心,在今天也是适用的。国家的兴盛离不开人民的支持。“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几千年来国家治理的兴衰成败都逃不过这一定律。历史上许多统治者都知道“得民心”的重要性,但却并没有阻挡住其政权的垮台,这说明知不知道“得民心”是一回事,事实上能不能做到“得民心”又是另一回事。我们要汲取历史教训,除了要在思想上认识到“得民心”的重要性之外,还要将其切实地落实到实践中,保证在“得民心”上取得实效,不断地给人民群众带来看得见的实际利益。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要“解决好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保障和改善民生没有终点,只有连续不断的新起点”“中国梦必须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结合起来才能取得成功”。这也正是“好民所好”的现代体现。


    最后,《大学》中所倡导的“亲贤远佞”的用人标准对于今天的干部选拔也有积极地借鉴作用。“为政之要,莫先于用人。”选人用人是党的组织工作的重中之重,选什么样的人,用什么样的人,建设一支什么样的队伍,事关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国家的长治久安。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坚持党管干部原则,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坚持五湖四海、任人唯贤,坚持事业为上、公道正派,把好干部标准落到实处。”选人用人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是我们党选拔任用干部的一贯方针和根本原则,也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治国理政智慧的借鉴吸收。让那些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的干部得到应有的提拔重用,让那些政治意识不强、思想道德低下、不作为乱作为、生活腐化堕落、激起人民公愤的干部受到应得的惩罚,不让老实人吃亏,不让投机者得利,这样才能鼓励、培养、选拔、涌现出更多的好干部,为国家建设发展提供栋梁之才。这也是传统的治国理政经验所给予我们的智慧。


    综上所述,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其中可供我们借鉴吸收的精华部分数不胜数。以《大学》中的治国理政智慧为例进行解读,从中可以看出,儒家传统的“修、齐、治、平”学说抹去历史的尘埃,在今天仍然熠熠发光。我们应该高度重视传统文化给我们留下的精神遗产,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其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发挥应有的积极作用。

[参考文献]
[1]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
[2]郑玄,孔颖达.礼记正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981-986页.
[3]朱熹.四书集注[M].湖南:岳麓书社,1985,3页.

 

 

(作者:中共聊城市委讲师团 周燕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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