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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

发布时间:2014/10/13 来源:聊城理论在线 文字大小: 打印 关闭  12114(Hits)

季羡林(1911.8.6~ ) 当代著名学者,东方文化问题研究专家,教育家,散文作家,翻译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山东临清人。出身于农民家庭,6岁离家去济南投奔叔父读书。1930年毕业于山东省立济南高中,同时考取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后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专修方向是是德文。1934年毕业获文学学士学位,应邀回母校山东省立济南高中任国文教员。1935年考取清华大学与德国的交换研究生,入德国 哥廷根大学主修印度学,选修英国语言学和斯拉夫语言学,学习了梵文、巴利文、俄文、南斯拉夫文、阿拉伯文、吐火罗文等。1937年兼任哥廷根大学汉学系讲师。1941年于哥廷根大学毕业,以全优成绩获哲学博士学位。1946年回国受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系主任职务一直任到1983年。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1978年任北京大学副校长兼南亚研究所所长。1980年12月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1984年任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主要从事古印度语言及文学、佛教史、中印文化关系史、吐火罗文与东方文学史等学科的研究,另对文艺心理学、佛经翻译文学、比较文学和文艺理论、散文写作等均有较深的造诣。主要著作有《中印文化关系史论集》、《印度简史》、《罗摩衍那初探》、《印度古代语言论集》、《佛教与中印文化交流》、《文化交流的轨迹--中华蔗糖史》,散文集《天竺心影》、《季羡林选集》、《朗润集》、《季羡林全集》等。主持主编有《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卷》、《东方文学史》、《大唐西域记校注》、《东方文学作品选》、《神州文化集成》、《四库全书存目丛书》、《传世藏书》、《百卷本中国历史》等。主要译著有马克思《论印度》(德文)、印度迦梨陀娑《沙恭达罗》、《优哩波湿》(梵文)、印度古代史诗《罗摩衍那》(梵文)、印度梅特丽耶·黛维《家庭中的泰戈尔》等。在国内外学术界有很高的威望和较大影响。连续当选为五届全国政协委员,是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中国亚洲团结委员会委员、中国文化书院院务委员会主席、民盟中央文化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亚非学会会长、中国南亚学会会长、中国民族古文字学会名誉会长、中国语言学会会长、中国外语教学研究会会长、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长、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学会会长、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副会长、中国外国文学会副会长、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中国史学会常务理事等。

季羡林先生资料馆 位于临清市青年路中段。季羡林,临清市官庄村人,当代著名学者,被誉为"学界泰斗"。1998年10月,在季羡林87岁寿辰前夕,为弘扬其严谨的治学精神,由中共临清市委、市政府筹资兴建季羡林资料馆此馆。馆占地面积500平方米,建筑面积200平方米,库房面积80平方米。为仿古式建筑。资料馆分:季羡林事迹展,展出季羡林各时期的图片200余张;图书陈列,陈列有《季羡林文集》、《传世藏书》以及季羡林所编著的各类学术、文学作品集等;馆内陈列有季羡林铜像。自建馆以来,每年不仅接待国家、省、市各级领导,还接待了众多的参观群众,已成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基地。

季羡林自传

我于一九一一年八月六日生于山东省清平县(现并入临清市)官庄。我们家大概也小康过。可是到了我出生的时候,祖父母双亡,家道中落,形同贫农。父亲亲兄弟三人,无怙无恃,孤苦伶仃,一个送了人,剩下的两个也是食不果腹,衣不蔽体,饿得到枣林里去拣落到地上的干枣来吃。

六岁以前,我有一个老师马景恭先生。他究竟教了我些什么,现在完全忘掉了,大概只不过几个字罢了。六岁离家,到济南去投奔叔父。他是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逃到济南去谋生的,经过不知多少艰难险阻,终于立定了脚跟。从那时起,我才算开始上学。曾在私塾里念过一些时候,念的不外是《百家姓》、《千字文》、《三字经》、《四书》之类。以后接着上小学。转学的时候,因为认识一个"骡"字,老师垂青,从高小开始念起。

我在新育小学考过甲等第三名、乙等第一名,不是拔尖的学生,也不怎样努力念书。三年高小,平平常常。有一件事值得提出来谈一谈:我开始学英语。当时正规小学并没有英语课。我学英语是利用业余时间,上课是在晚上。学的时间不长,只不过学了一点语法、一些单词而已。我当时有一个怪问题:"有"和"是"都没有"动"的意思,为什么叫"动词"呢?后来才逐渐了解到,这只不过是一个译名不妥的问题。

我万万没有想到,就由于这一点英语知识,我在报考中学时沾了半年光。我这个人颇有点自知之明,有人说,我自知过了头。不管怎样,我幼无大志,却是肯定无疑的。当时山东中学的拿摩温是山东省立第一中学。我这个癞蛤蟆不敢吃天鹅肉,我连去报名的勇气都没有,我只报了一个"破"正谊。可这个学校考试时居然考了英语。出的题目是汉译英:"我新得了一本书,已经读了几页,可是有些字我不认得。"我翻出来了,只是为了不知道"已经"这个词儿的英文译法而苦恼了很长时间。结果我被录取,不是一年级,而是一年半级。

在正谊中学学习期间,我也并不努力,成绩徘徊在甲等后几名、乙等前几名之间,属于上中水平。我们的学校濒临大明湖,风景绝美。一下课,我就跑到校后湖畔去钓虾、钓蛤蟆,不知用功为何物。但是,叔父却对我期望极大,要求极严。他自己亲自给我讲课,选了一本《课侄选文》,大都是些理学的文章。他并没有受过什么系统教育,但是他绝顶聪明,完全靠自学,经史子集都读了不少,能诗,善书,还能刻图章。他没有男孩子,一切希望都寄托在我身上。他严而慈,对我影响极大。我今天勉强学得了一些东西,都出于他之赐,我永远不会忘掉。根据他的要求,我在正谊下课以后,参加了一个古文学习班,读了《左传》、《战国策》、《史记》等书,当然对老师另给报酬。晚上,又要到尚实英文学社去学英文,一直到十点才回家。这样的日子,大概过了八年。我当时并没有感觉到有什么负担;但也不了解其深远意义,依然顽皮如故,摸鱼钓虾而已。现在回想起来,我今天这一点不管多么单薄的基础不是那时打下的吗?

至于我们的正式课程,国文、英、数、理、生、地、史都有。国文念《古文观止》一类的书,要求背诵。英文念《泰西五十轶事》、《天方夜谭》、《莎氏乐府本事》、《纳氏文法》等等。写国文作文全用文言,英文也写作文。课外,除了上补习班外,我读了大量的旧小说,什么《三国》、《西游》、《封神演义》、《说唐》、《说岳》、《济公传》、《彭公案》、《三侠五义》等等无不阅读。《红楼梦》我最不喜欢。连《西厢记》、《金瓶梅》一类的书,我也阅读。这些书对我有什么影响,我说不出,反正我并没有想去当强盗或偷女人。

初中毕业以后,在正谊念了半年高中。一九二六年转入新成立的山东大学附设高中。山东大学的校长是前清状元、当时的教育厅长王寿彭。他提倡读经。在高中教读经的有两位老师,一位是前清翰林或者进士,一位绰号"大清国",是一个顽固的遗老。两位老师的姓名我都忘记了,只记住了绰号。他们上课,都不带课本,教《书经》和《易经》,都背得滚瓜烂熟,连注疏都在内,据说还能倒背。教国文的老师是王崑玉先生,是一位桐城派的古文作家,有自己的文集。后来到山东大学去当讲师了。他对我的影响极大。记得第一篇作文题目是《读〈徐文长传〉书后》。完全出我意料,这篇作文受到他的高度赞扬,批语是"亦简劲,亦畅达"。我在吃惊之余,对古文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弄到了《韩昌黎集》、《柳宗元集》,以及欧阳修、三苏等的文集,想认真钻研一番。谈到英文,由于有尚实英文学社的底子,别的同学很难同我竞争。还有一件值得一提的事情是,我也学了德文。

由于上面提到的那些,我在第一学期考了一个甲等第一名,而且平均分数超过九十五分。因此受到了王状元的嘉奖。他亲笔写了一副对联和一个扇面奖给我。这当然更出我意料。我从此才有意识地努力学习。要追究动机,那并不堂皇。无非是想保持自己的面子,决不能从甲等第一名落到第二名,如此而已。反正我在高中学习三年中,六次考试,考了六个甲等第一名,成了"六连贯",自己的虚荣心得到了充分的满足。

这是不是就改变了我那幼无大志的情况呢?也并没有。我照样是鼠目寸光,胸无大志,我根本没有发下宏愿,立下大志,终身从事科学研究,成为什么学者。我梦寐以求的只不过是毕业后考上大学,在当时谋生极为困难的条件下,抢到一只饭碗,无灾无难,平平庸庸地度过一生而已。

一九二九年,我转入新成立的山东省立济南高中,学习了一年,这在我一生中是一个重要的阶段。特别是国文方面,这里有几个全国闻名的作家:胡也频、董秋芳、夏莱蒂、董每戡等等。前两位是我的业师。胡先生不遗余力地宣传现代文艺,也就是普罗文学。我也迷离模糊,读了一些从日文译过来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我曾写过一篇《现代文艺的使命》,大概是东抄西抄,勉强成篇。不意竟受到胡先生垂青,想在他筹办的杂志上发表。不幸他被国民党反动派通缉,仓促逃往上海,不久遇难。我的普罗文学梦也随之消逝。接他工作的是董秋芳(冬芬)先生。我此时改用白话写作文,大得董先生赞扬,认为我同王联榜是"全校之冠"。这当然给了我极大的鼓励。我之所以五十年来舞笔弄墨不辍,至今将近耄耋之年,仍然不能放下笔,全出于董老师之赐,我毕生难忘。

在这里,虽然已经没有经学课程,国文课本也以白话为主。我自己却没有放松对中国旧籍的钻研。我阅读的范围仍然很广,方面仍然很杂。陶渊明、杜甫、李白、王维、李义山、李后主、苏轼、陆游、姜白石等等诗人、词人的作品,我都读了不少。这对我以后的工作起了积极的影响。

一九三○年,我高中毕业,到北平来考大学。由于上面说过的一些原因,当年报考中学时那种自卑心理一扫而光,有点接近狂傲了。当时考一个名牌大学,十分困难,录取的百分比很低。为了得到更多的录取机会,我那八十多位同班毕业生,每人几乎都报七八个大学。我却只报了北大和清华。结果我两个大学都考上了。经过一番深思熟虑,我选了清华,因为,我想,清华出国机会多。选系时,我选了西洋系。 这个系分三个专修方向(specialized):英文、德文、法文。只要选某种语言一至四年,就算是专修某种语言。其实这只是一个形式,因为英文是从小学就学起的,而德文和法文则是从字母学起。教授中外籍人士居多,不管是哪国人,上课都讲英语,连中国教授也多半讲英语。课程也以英国文学为主,课本都是英文的,有"欧洲文学史" 、 "欧洲古典文学"、"中世纪文学"、"文艺复兴文学"、"文艺批评"、"莎士比亚"、"英国浪漫诗人"、"近代长篇小说"、"文学概论"、"文艺心理学(美学)"、"西洋通史"、"大一国文"、"一二年级英语"等等。

我的专修方向是德文。四年之内,共有三个教授授课,两位德国人,一位中国人。尽管我对这些老师都怀念而且感激,但是,我仍然要说,他们授课相当马虎。四年之内,在课堂上,中国老师只说汉语,德国老师只说英语,从来不用德语讲课。结果是, 学了四年德文,我们只能看书,而不能听和说。我的学士论文是TheEarly Poems of Holderlin,指导教授是Ecke(艾克)。

在所有的课程中, 我受益最大的不是正课, 而是一门选修课:朱光潜先生的"文艺心理学"和一门旁听课:陈寅恪先生的"佛经翻译文学"。这两门课对我以后的发展有深远影响,可以说是一直影响到现在。我搞一点比较文学和文艺理论,显然是受了朱先生的熏陶。而搞佛教史、佛教梵语和中亚古代语言,则同陈先生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顺便说一句,我在大学在课余仍然继续写作散文,发表在当时颇有权威性的报刊上。我可万万没有想到,那样几篇散文竟给我带来了好处。一九二四年,清华毕业,找工作碰了钉子。母校山东济南高中的校长宋还吾先生邀我回母校任国文教员。我那几篇散文就把我制成了作家,而当时的逻辑是,只要是作家就能教国文。我可是在心里直打鼓:我怎么能教国文呢?但是,快到秋天了,饭碗还没有拿到手,我于是横下了一条心:你敢请我,我就敢去!我这个西洋文学系的毕业生一变而为国文教员。我就靠一部《辞源》和过去读的那一些旧书,堂而皇之当起国文教员来。我只有二十三岁,班上有不少学生比我年龄大三四岁,而且在家乡读过私塾。我实在是如履薄冰。

教了一年书,到了一九三五年,上天又赐给一个良机。清华大学与德国签订了交换研究生的协定。我报名应考,被录取。这一年的深秋,我到了德国哥廷根大学,开始了国外的学习生活。我选的主系是印度学,两个副系是英国语言学和斯拉夫语言学。我学习了梵文、巴利文、俄文、南斯拉夫文、阿拉伯文等等,还选了不少的课。教授是Sieg、Waldschmidt、Braun等等。

这时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在剧烈进行。德国被封锁,什么东西也输入不进来,要吃没吃,要穿没穿。大概有四五年的时间,我忍受了空前的饥饿,终日饥肠辘辘,天上还有飞机轰炸。我怀念祖国和家庭。"烽火连六年,家书抵亿金。"实际上我一封家书都收不到。就在这样十分艰难困苦的条件下,我苦读不辍。一九四一年,通过论文答辩和口试,以全优成绩,获得哲学博士学位。我的博士论文是:《〈大事〉中伽陀部分限定动词的变格》。

在这一段异常困苦的期间,最使我感动的是德国老师的工作态度和对待中国学生的态度。我是一个素昧平生的异邦青年。他们不但没有丝毫歧视之意,而且爱护备至,循循善诱。Waldschmidt教授被征从军。Sieg教授以耄耋之年,毅然出来代课。其实我是唯一的博士生,他教的对象也几乎就是我一个人。他把他的看家本领都毫无保留地要传给我。他给我讲了《梨俱吠陀》、《波你尼语法》、

Patanjali的《大疏>、 《十王子传》等。他还一定坚持要教我吐火罗文。他是这个语言的最高权威,是他把这本天书读通了的。我当时工作极多,又患神经衰弱,身心负担都很重。可是看到这位老人那样热心,我无论如何不能让老人伤心,便遵命学了起来。同学的还有比利时W.Couvreur博士,后来成了名教授。

谈到工作态度,我的德国老师都是楷模。他们的学风都是异常地认真、细致、谨严。他们写文章,都是再三斟酌,多方讨论,然后才发表。德国学者的"彻底性"(Grundlichkeit)是名震寰宇的。对此我有深切的感受。可惜后来由于环境关系,我没能完全做到。真有点愧对我的德国老师了。

从一九三七年起,我兼任哥廷根大学汉学系讲师。这个系设在一座大楼的二层上,几乎没有人到这座大楼来,因此非常清静。系的图书室规模相当大,在欧洲颇有一些名气。许多著名的汉学家到这里来看书,我就碰到不少,其中最著名的有英国的Arthur Waley等。我在这里也读了不少的中国书,特别是笔记小说以及佛教大藏经。扩大了我在这方面的知识面。

我在哥廷根呆了整整十个年头。一九四五年秋冬之交,我离开这里到瑞士去,住了将近半年。一九四六年春末,取道法国、越南、香港,夏天回到了别离将近十一年的祖国。

我的留学生活,也可以说是我的整个学生生活就这样结束了。这一年我三十五岁。

一九四六年秋天,我到北京大学来任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是我的老师陈寅恪先生把我介绍给胡适、傅斯年、汤用彤三位先生的。按当时北大的规定:在国外获得博士学位回国的,只能任副教授。对我当然也要照此办理。也许是我那几篇在哥廷根科学院院刊上发表的论文起了作用。我到校后没有多久,汤先生就通知我,我已定为教授。从那时到现在时光已经过去了四十二年,我一直没有离开北大过。期间我担任系主任三十来年,担任副校长五年。一九五六年,我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十年浩劫中靠边站,挨批斗,符合当时的"潮流"。现在年近耄耋,仍然搞教学、科研工作,从事社会活动,看来离八宝山还有一段距离。以上这一切都是平平常常的经历,没有什么英雄业绩,我就不再罗嗦了。

我体会,一些报刊之所以要我写自传的原因,是想让我写点什么治学经验之类的东西。那么,在长达六十年的学习和科研活动中,我究竟有些什么经验可谈呢?粗粗一想,好像很多;仔细考虑,无影无踪。总之是卑之无甚高论。不管好坏,鸳鸯我总算绣了一些。至于金针则确乎没有,至多是铜针、铁针而己。

我记得,鲁迅先生在一篇文章中讲了一个笑话:一个江湖郎中在市集上大声吆喝,叫卖治臭虫的妙方。有人出钱买了一个纸卷,层层用纸严密裹住。打开一看,妙方只有两个字:勤捉。你说它不对吗?不行,它是完全对的。但是说了等于不说。我的经验压缩成两个字是勤奋。再多说两句就是:争分夺秒,念念不忘。灵感这东西不能说没有,但是,它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勤奋出灵感。

上面讲的是精神方面的东西,现在谈一点具体的东西。我认为,要想从事科学研究工作,应该在四个方面下工夫:一,理论;二,知识面;三,外语;四,汉文。唐代刘知几主张,治史学要有才、学、识。我现在勉强套用一下,理论属识,知识面属学,外语和汉文属才,我在下面分别谈一谈。

一、理论

现在一讲理论,我们往往想到马克思主义。这样想,不能说不正确。但是,必须注意几点。一,马克思主义随时代而发展,决非僵化不变的教条。二,不要把马克思主义说得太神妙,令人望而生畏,对它可以批评,也可以反驳。我个人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就是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唯物主义就是实事求是。把黄的说成是黄的,是唯物主义。把黄的说成是黑的,是唯心主义。事情就是如此简单明了。哲学家们有权利去作深奥的阐述,我辈外行,大可不必。至于辩证法,也可以作如是观。看问题不要孤立,不要僵死,要注意多方面的联系,在事物运动中把握规律,如此而已。我这种幼儿园水平的理解,也许更接近事实真相。

除了马克思主义以外,古今中外一些所谓唯心主义哲学家的著作,他们的思维方式和推理方式,也要认真学习。我有一个奇怪的想法:百分之百的唯物主义哲学家和百分之百的唯心主义哲学家,都是没有的。这就是和真空一样,绝对的真空在地球上是没有的。中国古话说:"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就是这个意思。因此,所谓唯心主义哲学家也有不少东西值得我们学习的。我们千万不要像过去那样把十分复杂的问题简单化和教条化,把唯心主义的标签一贴,就"奥伏赫变"。

二、知识面

要求知识面广,大概没有人反对。因为,不管你探究的范围多么窄狭,多么专门,只有在知识广博的基础上,你的眼光才能放远,你的研究才能深入。这样说已经近于常识,不必再做过多的论证了。我想在这里强调一点,这就是,我们从事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的人,应该学一点科学技术知识,能够精通一门自然科学,那就更好。今天学术发展的总趋势是,学科界线越来越混同起来,边缘学科和交叉学科越来越多。再像过去那样,死守学科阵地,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已经完全不合时宜了。此外,对西方当前流行的各种学术流派,不管你认为多么离奇荒诞,也必须加以研究,至少也应该了解其轮廓,不能简单地盲从或拒绝。

三、外语

外语的重要性,尽人皆知。若再详细论证,恐成蛇足。我在这里只想强调一点:从今天的世界情势来看,外语中最重要的是英语,它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语。这种语言,我们必须熟练掌握,不但要能读,能译,而且要能听,能说,能写。今天写学术论文,如只用汉语,则不能出国门一步,不能同世界各国的同行交流。如不能听说英语,则无法参加国际学术会议。情况就是如此地咄咄逼人,我们不能不认真严肃地加以考虑。

四、汉语

我在这里提出汉语来,也许有人认为是非常异议可怪之论。"我还不能说汉语吗?""我还不能写汉文吗?"是的,你能说,也能写。然而仔细一观察,我们就不能不承认,我们今天的汉语水平是非常成问题的。每天出版的报章杂志,只要稍一注意,就能发现别字、病句。我现在越来越感到,真要想写一篇准确、鲜明、生动的文章,决非轻而易举。要能做到这一步.还必须认真下点工夫。我甚至想到,汉语掌握到一定程度,想再前进一步,比学习外语还难。只有承认这一个事实,我们的汉语水平才能提高,别字、病句才能减少。

我在上面讲了四个方面的要求。其实这些话都属于老生常谈,都平淡无奇。然而真理不往往就寓于平淡无奇之中吗?这同我在上面引鲁迅先生讲的笑话中的"勤捉"一样,看似平淡,实则最切实可行,而且立竿见影。我想到这样平凡的真理,不敢自秘,便写了出来,其意不过如野叟献曝而已。

我现在想谈一点关于进行科学研究指导方针的想法。六七十年前胡适先生提出来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我认为是不刊之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方针。古今中外,无论是社会科学,还是自然科学,概莫能外。在那一段教条主义猖獗、形而上学飞扬跋扈的时期内,这个方针曾受到多年连续不断的批判。我当时就百思不得其解。试问哪一个学者能离开假设与求证呢?所谓大胆,就是不为过去的先入之见所限,不为权威所囿,能够放开眼光,敞开胸怀,独具只眼,另辟路径,提出自己的假设,甚至胡思乱想,想入非非,亦无不可。如果连这一点胆量都不敢有,那只有循规蹈矩,墨守成法,鼠目寸光,拾人牙慧,个人决不会有创造,学术决不会进步。这一点难道还不明白,还要进行烦琐的论证吗?

总之,我要说,一要假设,二要大胆,缺一不可。

但是,在提倡大胆的假设的同时,必须大力提倡小心的求证。一个人的假设,决不会一提出来就完全符合实际情况,有一个随时修改的过程。我们都有这样一个经验:在想到一个假设时,自己往往诧为"神来之笔",是"天才火花"的闪烁,而狂欢不己。可是这一切都并不是完全可靠的。假设能不能成立,完全依靠求证。求证要小心,要客观,决不允许厌烦,更不允许马虎。要从多层次、多角度上来求证,从而考验自己的假设是否正确,或者正确到什么程度,哪一部分正确,哪一部分又不正确。所有这一切都必须实事求是,容不得丝毫私心杂念,一以证据为准。证据否定掉的,不管当时显得多么神奇,多么动人,都必须毅然毫不吝惜地加以扬弃。部分不正确的,扬弃部分。全部不正确的,扬弃全部。事关学术良心,决不能含糊。可惜到现在还有某一些人,为了维护自己"奇妙"的假设,不惜歪曲证据,剪裁证据。对自己的假设有用的材料,他就用;没有用的、不利的,他就视而不见,或者见而掩盖。这都是"缺德"(史德也)的行为,我期期以为不可。至于剽窃别人的看法或者资料,而不加以说明,那是小偷行为,斯下矣。

总之,我要说,一要求证,二要小心,缺一不可。

我刚才讲的"史德",是借用章学诚的说法。他把"史德"解释成"心术"。我在这里讲的也与"心术"有关,但与章学诚的"心术"又略有所不同。有点引申的意味。我的中心想法是不要骗自己,不要骗读者。做到这一步,是有德。否则就是缺德。写什么东西,自己首先要相信。自己不相信而写出来要读者相信,不是缺德又是什么呢?自己不懂而写出来要读者懂,不是缺德又是什么呢?我这些话决非无中生有,无的放矢。我都有事实根据。我以垂暮之年,写了出来,愿与青年学者们共勉之。

现在再谈一谈关于搜集资料的问题。进行科学研究,必须搜集资料,这是不易之理。但是,搜集资料并没有什么一定之规。最常见的办法是使用卡片,把自己认为有用的资料抄在上面,然后分门别类,加以排比。可这也不是唯一的办法。陈寅恪先生把有关资料用眉批的办法,今天写上一点,明天写上一点,积之既久,资料多到能够写成一篇了,就从眉批移到纸上,就是一篇完整的文章。比如,他对《高僧传·鸠摩罗什传》的眉批,竞比原文还要多几倍,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我自己既很少写卡片,也从来不用眉批,而是用比较大张的纸,把材料写上。有时候随便看书,忽然发现有用的材料,往往顺手拿一些手边能拿到的东西,比如通知、请柬、信封、小纸片之类,把材料写上,再分类保存。我看到别人也有这个情况,向达先生有时就把材料写在香烟盒上。用比较大张的纸有一个好处,能把有关的材料都写在上面,约略等于陈先生的眉批。卡片面积太小,这样做是办不到的。材料抄好以后,要十分认真细心地加以保存,最好分门别类装入纸夹或纸袋。否则,如果一时粗心大意丢上张把小纸片,上面记的可能是最关重要的材料,这样会影响你整篇文章的质量,不得不鼋勉从事。至于搜集资料要巨细无遗,要有竭泽而渔的精神,这是不言自喻的。但是,要达到百分之百的完整的程度,那也是做不到的。不过我们千万要警惕,不能随便搜集到一点资料,就动手写长篇论文。这样写成的文章,其结论之不可靠是显而易见的。与此有联系的就是要注意文献目录。只要与你要写的文章有关的论文和专著的目录,你必须清楚。否则,人家已经有了结论,而你还在卖劲地论证,必然贻笑方家,不可不慎。

我想顺便谈一谈材料有用无用的问题。严格讲起来,天下没有无用的材料,问题是对谁来说,在什么时候说。就是对同一个人,也有个时机问题。大概我们都有这样的经验:只要你脑海里有某一个问题,一切资料,书本上的、考古发掘的、社会调查的等等,都能对你有用。搜集这样的资料也并不困难,有时候资料简直是自己跃入你的眼中。反之,如果你脑海里没有这个问题,则所有这样的资料对你都是无用的。但是,一个人脑海里思考什么问题,什么时候思考什么问题,有时候自己也掌握不了。一个人一生中不知要思考多少问题。当你思考甲问题时,乙问题的资料对你没有用。可是说不定什么时候你会思考起乙问题来。你可能回忆起以前看书时曾碰到过这方面的资料,现在再想去查找,可就"云深不知处"了。这样的经验我一生不知碰到多少次了,想别人也必然相同。

那么怎么办呢?最好脑海里思考问题,不要单打一,同时要思考几个,而且要念念不忘,永远不让自己的脑子停摆,永远在思考着什么。这样一来,你搜集面就会大得多,漏网之鱼也就少得多。材料当然也就积累得多,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一旦用起来,你就左右逢源了。
  最后还要谈一谈时间的利用问题。时间就是生命,这是大家都知道的道理。而且时间是一个常数,对谁都一样,谁每天也不会多出一秒半秒。对我们研究学问的人来说,时间尤其珍贵,更要争分夺秒。但是各人的处境不同,对某一些人来说就有一个怎样利用时间的"边角废料"的问题。这个怪名词是我杜撰出来的。时间摸不着看不见,但确实是一个整体,哪里会有什么"边角废料"呢?这只是一个形象的说法。平常我们做工作,如果一整天没有人和事来干扰,你可以从容濡笔,悠然怡然,再佐以龙井一杯,云烟三支,神情宛如神仙,整个时间都是你的,那就根本不存在什么"边角废料"问题。但是有多少人能有这种神仙福气呢?鲁钝如不佞者几十年来就做不到。建国以来,我搞了不知多少社会活动,参加了不知多少会,每天不知有多少人来找,心烦意乱,啼笑皆非。回想十年浩劫期间,我成了"不可接触者",除了蹲牛棚外,在家里也是门可罗雀。《罗摩衍那》译文八巨册就是那时候的产物。难道为了读书写文章就非变成"不可接触者"或者右派不行吗?浩劫一过,我又是门庭若市,而且参加各种各样的会,终日马不停蹄。我从前读过马雅可夫斯基的《开会迷》和张天翼的《华威先生》,觉得异常可笑,岂意自己现在就成了那一类人物,岂不大可哀哉!但是,人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是能够想出办法来的。现在我既然没有完整的时间,就挖空心思利用时间的"边角废料"。在会前、会后,甚至在会中,构思或动笔写文章。有不少会,讲话空话废话居多,传递的信息量却不大,态度欠端,话风不正,哼哼哈哈,不知所云,又佐之以"这个"、"那个",间之以"唵"、"啊",白白浪费精力,效果却是很少。在这时候,我往往只用一个耳朵或半个耳朵去听,就能兜住发言的全部信息量,而把剩下的一个耳朵或一个半耳朵全部关闭,把精力集中到脑海里,构思,写文章。当然,在飞机上,火车上,汽车上,甚至自行车上,特别是在步行的时候,我脑海里更是思考不停。这就是我所说的利用时间的"边角废料"。积之既久,养成"恶"习,只要在会场一坐,一闻会味,心花怒放,奇思妙想,联翩飞来;"天才火花",闪烁不停;此时文思如万斛泉涌,在鼓掌声中,一篇短文即可写成,还耽误不了鼓掌。倘多日不开会,则脑海活动,似将停止,"江郎"仿佛"才尽"。此时我反而期望开会了。这真叫做没有法子。

我在上面拉杂地写了自己七十年的自传。总起来看,没有大激荡,没有大震动,是一个平凡人的平凡的经历。我谈的治学经验,也都属于"勤捉"之类,卑之无甚高论。比较有点价值的也许是那些近乎怪话的意见。古人云:"修辞立其诚"。我没有说谎话,只有这一点是可以告慰自己,也算是对得起别人的。

一九八八年十月二十六日写完

上面的自传是一九八八年写成的,到现在已经整整十年了。在人生百年中,十年是一个不短的期间。时移世异,人事沧桑,今天的我已经非复当年之我了。现在中央党校出版社要出版我的《牛棚杂忆》,希望能附上我的一篇自传,使读者能了解牛棚里的季羡林究竟是何许人,并且建议就用上面这一篇,再加上点延续,一直写到今天。这个建议是合情合理的,我准备采纳。

但是,仔细一琢磨,却有了困难。上面这一篇是有头有尾的。如果在尾巴砍上一刀,狗尾续狗,难免不伦不类,不像是一篇完整的文章。考虑再三,决定保留上篇的完整性,再补上一个下篇,看上去,同样是完整的。

一九八八年是一个什么样的年头呢?改革开放的政策已经实行了十年,取得了异乎寻常的成功。经济繁荣,人民欢乐,知识分子这一个解放后历届政治运动都处在挨整的地位上的社会群体,现在身上的枷锁砸掉了,身心都感到异常的欢悦,精神又振奋了起来,学术界和文艺界真是一派大好形势。我自己当然也感觉到了这种盎然的春意。虽然早已过了退休的年龄;但是,学校决定我不退休,我感到很光荣,干劲倍增。不似少年,胜似少年,怡怡然忘记了老之已至。我虽然已经没有正式的行政工作,但是社会工作和社会活动,却是有增无减。全国性的学术团体中我被选为主席、会长或名誉主席、会长的有七八个之多。至于理事之类,数目更多。不顾不问的顾问,一个团体的或一部书的,总有几十上百个,确实数目,只有天老爷知道,我个人是搞不清楚的。大型丛书,上千册的,上百册的,由我担任主编的,也有三四部。至于电视采访,照像录音,也是常事。几乎每天下午都是宾客盈门。每天接到各式各样的来信也有多封。里面的请求千奇百怪。一些僻远省份青年学生的来信,确实给我带来很大的快乐。我从内心里感谢这一些天真无邪的青年男女学生对我的信任。一位著名的作家,在自己的文章里提到我,说我每信必覆。这却给我带来了灾难。我哪里能做到每信必覆呢?即使我什么事情都不干,也是做不到的。我只能让我的助手和学生代覆,这难免给一些男女大孩子带来了失望。我内疚于心,然而却无能为力。

我写这些事情干什么呢?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告诉读者我现在生活和工作的真实的情况;如果我有不周到的地方,请他们体贴原谅。

在学术工作方面,有人说,我对自己太残酷。已经到了望九之年,虽然大体上说来,我的身体还算是硬朗的,但是眼睛和耳朵都已不太灵光,走路有点"飘";可我仍然是不明即起,亮起了朗润园里的第一盏灯,伏案读写,孜孜不倦。难道我不知道,到圆明园或颐和园去溜弯,再远一点,到香山去爬山,不比现在这样更轻松愉快吗?难道我在名利方面还有什么野心吗?都不是的。我知道溜弯舒服;但我认为人活着不是为了多溜几年弯。那不是追求的目的。至于名利,我现在不虞之誉纷至沓来;利的方面,爬格子爬出了点名堂,稿费也是纷至沓来。可以说,在名利两个方面我都够用了,再多了,反而会成为累赘。那么,我这样干的目的究竟是为了什么呢?我不愿说谎话,讲些为国为民的大道理。我只能说,这样做能使自己心里平静。如果有一天我没能读写文章,清夜自思,便感内疚,认为是白白浪费一天。习惯成自然,工作对我来说已经成了痼疾,想要改正,只有等待来生了。

计算一下,最近几年来,我每年写的文章,数目远远超过过去的任何一年。我平生最长最艰巨的两部书,都是在耄耋之年完成的。一部是长达80万字的《糖史》,一部是也长达数十万字(因为部分用英文写成的,字数难以准确统计)的吐火罗文A方言(焉耆文)的《弥勒会见记剧本》的译释。我虽然是个杂家,但是杂中还是有重点的。可惜,由于一些原因,不明真相的人往往不明白我干的究竟是哪一行。外面来的信,有的寄到中文系,有的寄到历史系,有的寄到哲学系,有的寄到西语系,有的甚至寄到社会学系。从中可以看出人们对我的了解。两部大书一出,估计可以减少点混乱。对我来说,这种混乱一点影响也没有的。

以上是我最近十年来生活的综述,也可以算是"自传"吧。

在这期间,我是怎样考虑十年浩劫的呢?实际上,从我脑筋开了窍认识到这一场在极端绚丽的面纱下蒙着的极端残酷的悲剧那一天起,我就没有把它忘记。但是,我期待着,期待着,一直到一九九二年《牛棚杂忆》产生,我的期待结束。到了今年一九九八年,《牛棚杂忆》终于出版问世。我的心情才比较得到了点宁静。这一切我已经在"自序"中比较详尽地介绍了,这里不再重复。我觉得,我总算为中华民族的后世子孙做了一件好事。我又有了新的期待,我期待还能有问津者。

一九九八、三、十一

 

 

 

 

季羡林:知识分子的榜样

 

山东清平(今临清)县人。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0年考入北京清华大学西语系。1934年毕业后,在济南山东省立高中任教。1935年考取清华大学交换研究生,赴德国留学,在哥廷根大学学习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等古代语文。1941年获哲学博士学位。1946年回国,历任北京大学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教授、系主任。

建国后,历任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兼外国语言文学评议组负责人,第二届中国语言学会会长,中国外语教学研究会会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中国史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南亚学会会长,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长,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名誉会长,北京大学东文语言文学系教授、主任,社会科学院南亚研究所所长,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名誉会长,《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委会委员、中国东方文化研究会会长、国际儒学联合会顾问,亚非学会会长,语言学会会长。1978年任北京大学副校长。1993年3月当选为澳门文化研究会名誉会长。是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第二至五届全国政协委员。

对印度中进语言形态学、原始佛教语言、吐火罗语的语义、梵文文学等研究均作出重要贡献。在印度中世语言形态学方面,全面而系统地总结了小乘佛教大众部说出世部律典《大事〉偈颂所用混合梵语中动词的各种形态特征,著《〈大事〉偈颂中限定动词的变位》(1941)一文。在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方面,论证了原始佛典的存在是无可置疑的,它所使用的语言是中世印度东部方言古代半摩揭陀语。主要译著有《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印度简史》、《中印文化关系史论文集》、《印度古代语言论集》、《关于大乘上座部的问题》、《罗摩衍那初探》、《天竺心影》、《朗润集》、《季羡林散文集》等,翻译了:《沙恭达罗》、《优哩婆湿》、《罗摩衍那》、《安娜·西格斯短篇小说集》、《五卷书》等,散文集有:《赋得永久的悔》。主编有《四库全书存目丛书》。

1995年11月,"北京大学季羡林海外基会"成立。

夫人:彭德华。(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

 

 

一部优秀的传记,不仅要真实地历史地记叙传主丰富而翔实的生平经历,描绘出传主言谈举止的神采风貌;更重要的是要挖掘和展现传主在繁杂曲折的生活经历中所存在的一种精神,一种因传主所处的时代和环境的变动,由于个人秉赋、文化素质、学识修养、个性品格所形成的精神力量,一种能潜在地支配与制约其思想言动的生命力。《季羡林先生》(张光著作家出版社出版)所揭示的季老贯穿一生的、穿越历史风霜的精神,就是他那坚定不移的爱国精神,就是他那坚韧不拔的忘我的献身学术报效祖国的意志力。

季羡林是一个坚定的忠诚的爱国者。他热爱祖国的壮丽山川和悠久的历史文化。他说:"平生爱国不敢后人,即使把我烧成灰,我也是爱国的。"求学清华时,他加入赴南京要求蒋介石政府抗日的请愿行列,还到农村去宣传抗日爱国。赴德留学,"是为了爱国"。就在德国法西斯统治的黑暗岁月里,虽然忍饥挨饿,仍然发奋学习希腊文、拉丁文、梵文、吐火鲁文、巴利文,研读梵语佛教经典。当他的博士考试门门得优,毕业论文胜利通过时,他的感受是:"我没有给中国人丢脸,可以告慰亲爱的祖国。"

季羡林回国到北京大学工作后,就把爱国精神化成报效祖国的教学与研究的实践。他不断地开创学术研究的新领域新课题,忘我地献身学术研究以实践爱国报国的志愿。他为归国3年里写了40多篇文章,有13篇学术论文而自觉满意;他又为上世纪50年代前5年"我的学术研究成果竟是一个零"而自责,感到愧疚。正是基于学术报国的意志,他在"文革"后期偷偷地翻译蜚声世界文坛的印度史诗《罗摩衍那》。他每天提心吊胆地进行着:先把原诗译成白话散文,然后反复推敲修改成四行一韵的诗句,历经5个寒暑,终于把长达8万行的《罗摩衍那》译成中文,为中国翻译史和中印文化交流史建造了一座丰碑。

穿越"中国历史上空前的最野蛮,最残暴,最愚昧,最荒谬的"(季老语)"文革"岁月,迎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季老心舒气爽,激情焕发,大展才华,辛勤著述,在学术上接连丰收,硕果累累,"在量和质两方面都远远超过这以前的四五十年"。他的晚年出版了11部学术著作,撰写了200多篇学术论文,在中国文化研究、比较文学、东西文化交流、梵语与佛教史研究等十多个学术领域和层面上取得辉煌成就,为祖国的文化事业建树了丰功伟绩。作者写道:"季羡林是一个执着的爱国者,他一生都盼望祖国繁荣富强。"

传记作者善于选择富有内涵和意义的细节或生活情景,加以精细描写,从而真切地展示了季老在亲情、友情、爱情等等多方面的心理活动和情感波澜。季老对母亲那魂牵梦绕、刻骨铭心的怀恋和忆念;他对叔叔婶娘和妻子儿女的浓烈深厚的亲情;他对恩师们:德国的瓦尔德施米特教授、西克教授,陈寅恪、胡适、汤用彤等教授前辈的由衷钦敬和缅怀,永生不忘师长的教诲与知遇之恩的无限深情;都在作者的着意描绘中展现得淋漓尽致,动人心弦。作者还以温情委婉的笔调,描述了季羡林留学德国时,同一位金发碧眼、姿容美丽的德国姑娘伊姆加德的深切恋情。他们并肩散步,笑语温馨。但是,季羡林想到远在祖国的妻子儿女,经过痛苦的内心冲突作出抉择:为着不伤害别人,只好克服自己,"让正在燃烧的爱情之火熄灭"。然而,直到耄耋之年,季老还在深深地追思忆念这位异国恋人。

季老在黑暗残酷、泯灭人性的"文革"时代的心路历程,由于作者真实确切的精细刻画而特别震撼人心。"文革"十年,他从拥护、迷惑到醒悟,从旁观逍遥到挨批斗,遭毒打,接受血的洗礼,内心充满复杂的矛盾与痛苦,最终被戴上"反革命"的帽子关进"牛棚"。他感到"被开除了'人籍'","自我感觉是:非人非鬼,亦人亦鬼"。他不堪忍受那残暴的批斗与羞辱,在生与死的抉择中决意自杀。他反复思索种种自杀方式,最终选定吃安眠药死。正当他要实施自杀时,突然被揪去批斗,狠打暴踢,鲜血流淌,他的思想却发生了变化:"不想自杀了","还是活下去吧"。他决意忍辱偷生,坚持自己的信念。于是,为着适应不断的批斗,他竟然想出每天站在自家阳台上进行"批斗锻炼":"低头弯腰,手不扶膝盖,完全自觉自愿地坐喷气式","还在心里数着数,来计算时间,必至眼花流泪为止"。季老后来写道:"这样的锻炼是古今中外所没有的。""回想起来,我真是欲哭无泪呀!"然而,这种被逼无奈的痛苦锻炼,正显示了季老的坚韧不屈的意志和忍辱自强的精神。季老说:"我的心是一面镜子","我的镜子照出了二十世纪长达九十年的真实情况,是完全可以信赖的。"他的这面心镜,可以使人们认识社会,看清历史和人生。

季老说过,自己喜欢的人"是这样的:质朴,淳厚,诚恳,平易;骨头硬,心肠软;怀真情,讲真话;不阿谀奉承,不背后议论;不人前一面,人后一面;无哗众取宠之意,有实事求是之心;不是丝毫不考虑个人利益,而是多为别人考虑;关键是一个'真'字,是性情中人;最高水平当然是孟子说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其实作者所写的季老正是这样的品德崇高、个性坚毅的人。

季老是誉满国内外的学术大师,但是绝没有半点架子和派头。他的性格平和、宽厚、朴实。作者写道:"季羡林的不寻常之处恰恰就在于他的'平常'。"他衣着朴素,总是穿着一身洗旧了的卡其布中山装,以致来报到的新生误认他是老校工,让他代为照看行李。他安详恬静,从不疾言厉色,"表面上严肃得有点让人敬畏,内心却是滚烫的"。他总是以平和博爱的胸怀,真诚丰富的感情待人对物。他喜爱动物花草,甚至"经常为一些小猫小狗小花小草惹起万斛闲愁"。他宽容和谅解了"文革"中痛打和折磨过自己的人,不记仇,不报复,而且自我反思道:在当时那种气氛中,每个人都"异化"为"非人",自己被打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还相信"文革"的正确性,"焉敢苛求于别人呢?"他这种"洞明世事,反求诸躬"的高尚品格,赢得了众人的钦敬。

季老一生的心思只在学问上,执着地追求学术创新。在学术园地里,他埋头苦干,辛勤耕耘,总是每天清早4点起床,伏案工作,数十年如一日。上世纪90年代里,在3位亲人接连病逝,自己疾病缠身的夹击下,发愤著作,完成了《糖史》等3部开创性的文化巨著,为推动中外文化交流,发展中华文化作出了贡献。

季老不仅学贯中西,融会古今,而且在道德品格上同样融合了中外知识分子的优秀传统。中国传统士大夫的仁爱和恕道,强烈的忧患意识和责任感,坚毅的气节和情操;西方人文主义知识分子的自由独立精神,尊重个性和人格平等观念,开放创新的意识;这些优秀传统都凝聚融化在季老身上。所以,他能够做大学问,成大事业,有大贡献,他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一面旗帜和榜样。

季羡林呼吁改良社会风气

我们的民族性出了问题。我们的民族性里面积淀了一些不好的东西,危害极大。虽说犯罪的情况是任何时代任何社会都有的,但像现在这样大规模地制假售假,偷盗农村变压器,集体地、明目张胆地砍伐山林等等,就决非小事了。

从社会风气来说,也存在不少问题。有的人争名于朝,争利于市,急功近利,浮躁不安,只问目的,不择手段。哪一个宴会不浪费呢?贿赂的花样繁多隐秘。出门就会遇到吵架的,只须说上一句"对不起!"就可以化干戈为玉帛。然而,"对不起!""谢谢!"这样的词儿,我们大多数人都不会说了。中国民族性中的这些缺点,不自改革开放始,也不自建国始,更不自鲁迅时代始,恐怕是古已有之了。

中国的国民性,鲁迅先生早有批判。这种批判现在仍有意义。而且主要是要批判封建思想的糟粕,因为现在还是封建思想的包袱最重。除此之外,我们还要大胆把外国一切好的物质、精神的东西统统拿来。尤其要拿来的是第三个层次的东西,即属于心的东西,以此来提高我们的一些心理素质、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审美趣味、道德情操、宗教情绪、民族性格等等。

出处:北京日报 | 作者:网络

 

 

 

 

一代鸿儒季羡林的故乡情

悠悠故乡情

在故乡,季老 虽然仅仅生活了短短的六年,但他始终眷恋着故土。他在国内外的大城市里住了几十年,曾游历过祖国大江南北的名山胜地,也曾飞抵世界上三十多个国家,饱览过那里的旖旎风光,但心里割舍不下的仍是自己故乡的普通小村。而且,星转斗移,日月更替,季老对故乡的感情越来越深,越来越浓。  

季老无时无刻不在思念故乡。从离开故乡到去济南上小学、中学,再到去北京上大学,去德国留学,再到返回祖国执教北京大学,在这漫长的岁月中,季老总是牵挂着家乡的父老乡亲,对故乡的思念从未停止过。刚到德国哥廷根不久的一天,他在日记里写道:"我现在还真是想家,想故国,想故国里的朋友。我有时想得不能忍耐。"他在1989年11月写的《月是故乡明》一篇散文中,用在世界上不同国家、不同环境下看到的月亮,同故乡的月亮做了比较,他说:"看到它们,我立刻就想到我故乡中那个苇坑上面和水中的那个小月亮。对比之下,无论如何我也感到,这些广阔世界的大月亮,万万比不上我那心爱的小月亮。不管我离开我的故乡多少万里,我的心立刻就飞来了。我的小月亮,我永远忘不掉你?选"季老忘不掉的,岂止是故乡的"小月亮",他也忘不掉小时候在故乡喝过的绿豆小米稀饭,忘不掉家乡的红枣,忘不掉经常偷偷给他半个白面馒头的大奶奶,忘不掉曾在一块儿玩耍的小伙伴杨狗和哑叭小,忘不掉带着他到地里拾麦子的宁大婶、宁大姑,忘不掉教他认了几个字的启蒙老师马景恭……当然他更忘不掉埋在故乡黄土里的母亲。他在《人间第一爱》这篇短文中写道:"我一生走遍了大半个地球,不管到了什么地方,也不管是花前月下,只要想到我那可怜的母亲,眼泪便立即潸潸涌出。一直到了今天,我已是望九之年,还常有夜里梦见母亲哭着醒来的情况。"其实,故乡里的一草一木,小时候认识的每一个人和知道的每一件事,他都忘不掉,这些经常出现在他的梦中和他写的优美散文中。

季老真诚地关心自己的故乡。他对故乡的穷困忧心如焚,他也对故乡的每一点进步和每一件美好的事物由衷地赞美。他知道,建国以前故乡是山东省最穷的一个县中的最穷的小村,这种状况即使到了70年代也没有根本改变。他曾经说过:"一想到自己的家乡的穷困,一想到中国农民之多之穷,我就忧从中来,想不出什么办法,让他们很快地富裕起来。我为此不知经历了多少不眠之夜。"(见《还乡十记》)他经常向见到的临清人打听故乡的收成情况。季老在1975年1月19日写给我的信中说:"我们家乡收成又不好,颇为忧心。"在散文《听雨》中写道:"农民最高希望是多打粮食。天一旱,就威胁着庄稼的生长。即使我长期住在城里,下雨一少,我就望云霓,自谓焦急之情,决不下于农民。北方春天,十年九旱。今年似乎又旱得邪行。我天天听天气预报,时时观察天上的云气。忧心如焚,徒唤奈何。"他看见天旱就为故乡人民着急,他听见下雨就心旷神怡,他说:"我是乞借春雨护禾苗。"(见《喜雨》)季老就是这样,时时刻刻关心着家乡的收成,日日夜夜企盼着故乡人民尽快富裕起来。  

1982年9月,季老回到了故乡。当他看到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的故乡人民"陡然富了起来","浓烈的幸福之感油然传遍了全身",他情不自禁地写道,"我觉得自己的家乡从来没有这样可爱过","我真觉得,我的家乡是非常可爱的。"他还对故乡的一棵五样松大加赞美,认为一棵松树上同时长出五种不同的叶子,过去不但没有见过,而且也没有听说过。他对故乡的烹调技术也由衷地赞叹:"我生平第一次品尝了同时端上来的六个汤,汤汤滋味不同。同行者无不啧啧称奇,认为这是在任何地方都没有见到过的。"他总结说,这次回故乡,"真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所见所闻,触目快意。"(以上引文见《还乡十记》)季老真正是因故乡之忧而忧,为故乡之喜而喜。而从这一忧一喜中,我们不是可以深切地感受到季老心中那一份浓浓的乡情吗?   

季老不仅热爱自己的故乡,而且尽其所能为故乡出力,做了许多有意义的事情。  

季老与临清宝塔

1997年8月,经过省和国家专家组的联合评审验收,临清人民盼望已久的舍利宝塔的修复工作终于完成了。

建于明代中期的临清舍利宝塔,位于临清市区西北部的卫运河畔,塔高六十一米,九级八面,为砖木结构楼阁式建筑,通体近乎垂直,盔形顶,整个建筑淳厚大方,巍峨壮观,是京杭大运河上四大名塔之一,为山东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由于年久失修,出现了塔体倾斜、局部开裂等险情,塔外各层檐口也残损严重,塔内楼层全部坍毁,已无法往上登攀。  

1991年9月23日,季老同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一行二十余人,在聊城参加"傅斯年学术研讨会"之后,又来到临清参观名胜古迹。市委、市政府委托我出面接待。当时我正任分管文教工作的副市长,对临清古塔的维修,也曾多方面争取过,但一直没有成功。在陪同专家学者参观临清舍利宝塔时,我突然想到:如果季老出面说话,国家文物局能否破例拨款修塔呢?芽我知道这件事做起来很难,因为临清宝塔是省保单位,不在国家文物局的直接管辖范围。最后,我抱着试一试的态度,把自己的想法向季老提了出来。季老当时想了一想,对我说:"要办这件事,你们先要准备好材料,比如目前塔的毁坏情况,要修复需要的资金等。材料准备好了,先给我送去。"当时我十分高兴,我知道季老是答应帮助说话了。   

送走季老和各地专家学者之后,我立即向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同志做了汇报。他们认为这是一个难得的机遇,要我责成市文化局抓紧准备有关材料。1991年10月下旬,我和市文化局的同志到北京大学给季老送材料。见了面,季老告诉我,他回北京以后,立即给胡乔木同志写了一封信,并微笑着复述了信的内容:"我这次回故乡临清,当地的党政领导向我提出临清舍利宝塔的修复事宜。我是一介书生,两袖清风,心有余而力不足,没有办法,只好求您帮忙说话了。"听了季老的一番话,我深受感动。我知道,季老一生从来"不愿意麻烦人",更"不善于求人",但为了保护家乡的文物古迹,为了满足家乡人民的要求,这一次竟破了例。  

1992年1月15日,季老写信给我,并附有国家文物局给胡乔木同志答复的复印件。季老在信中说:"国家文物局已有答复给我和胡乔木同志,现复印转上。因为你们给国家文物局的报告已转去,他们可能也已给你们同样的答复,看来问题已经不大了。关键在省文物局,不知你们认识不认识那里的人,如有熟人,则可以拿着文物局给乔木的信去催问一下。一旦经费有了着落,我可以在北京请专家来临清,察看佛塔。我的女婿是中央建工部的建筑基础专家,佛塔倾斜,正是他的本行,我可以让他去看一看,定出施工方案。我很高兴,你们为桑梓之邦保护文物的热心总算有了一点结果,正如你告诉我的,你们能办成此事,也可以说是在你们任内可以无愧于心了。"

距上一封信仅仅九天,季老又给我写来一封信。信中说:"前上一函,并附国家文物局致胡乔木同志的信,想已收到,不知结果如何?"可见季老时刻在牵挂着家乡修塔之事。不久,国家文物局派著名专家来临清实地考察宝塔,并随后由国家文物局邀请,天津大学古建筑研究所的技术人员来临清具体测绘,搞维修方案。我把这一情况写信告诉了季老。1992年10月14日季老给我来信,又谈到修塔之事:"修复舍利宝塔,总算迈出了第一步,可喜可贺。但是在中国办成一件事并不容易,这你我都有经验。不幸胡乔木同志患癌症逝世,这对我们不利。待将来提出预算后,如遇到困难,我还可以想别的办法,找别的有力的人出来说话。"从这一段话中,可以看到季老对家乡人民的深情厚谊。   

季老为临清舍利宝塔的修复立了关键性的一功,立了大功。   

教育奖励基金  

1994年,季老获得了北京大学特别贡献奖。在奖金没有领到手,数目也不知是多少的情况下,季老便写信告诉季孟祥说,他准备捐给官庄村一万元人民币,用来发展教育事业。这一年的中秋节过后,孟祥便从北京把钱捎了回来。孟祥找到我,说:"老爷爷让我和村里商议一下如何使用这些钱。我觉得,还是咱俩个先商量一个初步方案比较好。"听了孟祥的话,我沉思了很长时间。我知道,季老每月的工资并不高,扣除房租费和水电暖费,再开出保姆的工资,所剩不足五百元。如果没有一些稿费贴补家用,生活是非常困难的。而此时季夫人生病住院已达数月,正是急需用钱的时候。在这种情况下,季老拿出一万元人民币捐给家乡,如果家乡再使用不当,就太对不起老人的一片苦心了。怎么办?我忽然想起北京大学正酝酿设立"季羡林海外基金",便对孟祥说:"用季老捐给家乡的这一万元,设立"官庄村季羡林教育奖励基金",利用每年的利息,奖励村里考上大中专的学生和教学成绩特别好的教师。你看这个办法行吗?"孟祥说:"这个办法不错。我抓紧回村里一趟,征求村干部和小学教师的意见。"  

在征得村干部和小学教师的同意后,我和孟祥起草了一个奖励基金《管理办法》,再次去征求村里意见。修改后,正式打印成文。

我们把这个《管理办法》印发了多份,在官庄村广为宣传。很多村民都激动地说:"季羡林这么大年纪了,心里还牵挂着家乡,真不赖!"1995年春节,孟祥到北大陪着季老过年,把这个《管理办法》拿给季老看了,季老很高兴地说:"挺好,这办法挺好。"这一年的12月3日,季老在写给我的信中也说:"小学奖励基金问题,你们的做法实获我心。"同时还说:"你们如果认为有必要,基金数目我还可以再增加。只要我们村的小学教育真能上去,则吾愿足矣。"看到季老这发自肺腑的话语,我的心又一次被震撼了。   

为了对季老负责,我们在制订奖励基金《管理办法》的同时,还购置了奖励证书,刻制了管理小组印章,建立了奖励对象签名册。每年春节发放奖金时,管理小组成员都到场,并举行一定的仪式,让获奖对象感受到季老对他们的关爱。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1996年春节第一次发放奖金时,一位获奖的小学教师激动地哭了。她本人因教学成绩突出获得200元奖金,她的孩子因考上大学本科,获得500元奖金。她说:"这700元解决了我们家的一个大问题,我永远忘不了季老的恩德。"后来听说,这位老师还给季老写了一封感谢信。考上大、中专学校的学生在领取奖金时都表示,能得到著名学者季先生的奖励,是一辈子都会引以自豪的事情,一定要更刻苦学习,不辜负老人的殷切希望。   

自设立季老教育奖励基金以来,六年当中,共奖励考上大学本科的学生三名,考上大学专科的学生一名,考上中等专业学校的学生五名,教学成绩突出的小学教师三名,发放奖金总额3200元。

为故乡修路

1995年春天,故乡官庄的党支部书记到临清找我,说是希望我到省、地有关部门跑一跑,争取一点无偿资金,为村里修一条小柏油路。我当时虽然知道修柏油路是一件大好事,因为我们村方圆几里都是粘土地,一遇下雨天,外村的大小车辆进不去,本村的也出不来。但是,考虑到争取资金的困难,我没有答应。  

过了不久,村里的支部书记又找到我,并带来了季老写给他的一封信。原来他见我不答应又写信向季老求助了。现在我还记得季老那封信上的一段话:"你们要为村里修公路,这是一件好事。我没有跟交通部门打过任何交道,也不认识这方面的人,实在帮不上忙。如果需要景瑞帮助你们活动,我可以给他写信说一说。"看到季老信上这么说,我心里想,再困难也要试一试了。季老远在北京,又是八十多岁的高龄了,尚且对故乡修路这么热心,我怎能再让老人操心给我写信呢?

我找来临清交通局的同志,请他帮助核算一下修路需要的资金。从邻村一条大公路上延伸到我们村,再在村里修三条主要街道,总里程接近3公里。按铺3米至4米宽的油路面,需要资金17万元。交通局的同志告诉我,如果能从省、地交通部门争取到15万元,再加上本市规定的补贴2万元,就不用让村民拿钱了;如果争取不来资金,全部靠村民集资,人均需要拿出100多元。我知道单靠村民集资修路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我们村是远近闻名的穷困村、落后村,村里既没有经商的暴发户,也没有种植大宗经济作物的富裕户。我和在外工作的二位老乡商量,这件事要办就彻底办好,不让村民集资一分钱。   

我拿着季老写给村支部书记的那封信,先后找到省、地交通部门。他们虽然并不认识季老,但对季老的道德文章是十分崇拜的,听我讲述季老为家乡尽心竭力做的一些具体事情后,更是赞叹不已。他们说:"按规定,村里修路是不给补贴的;季老家乡修路,可以作为一个特殊情况予以照顾。"我万万没有想到,一提起季老,事情办起来就是这么容易,我更万万没有想到,季老在人们心目中的威望竟是这么高!作为季老的一个小老乡,我打心眼里感到无比的自豪。  

这一年的夏末秋初,我接到交通部门的通知,说是照顾我们村修路的资金15万元已拨来临清。我约了两位老乡,急忙赶去表示感谢。本来是想宴请他们的,但他们执意不肯,反倒请我们吃了一顿。言谈话语之间,他们流露出想要季老墨宝的意思。后来我给季老写了一封信,向他汇报了家乡修路的进展情况和交通部门领导的请求。12月3日季老在写给我的信中说:"你为我村跑成了修公路的事,是一大公德。我的字你知道是见不得人的,我从来不是什么书法家,但如果对家乡有利,我也可以献丑。"从上面我讲述的过程,读者可以清楚地看到,如果不是凭着季老的威望,我是根本跑不成的。现在,为了家乡人民的利益,季老又勉为其难地答应写字"献丑"。为故乡官庄修路,季老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这才真正是一大公德。   

1996年麦收之前,在没有向村民集资一分钱的情况下,我们村长约3公里的小柏油路终于修成了。

 

 

 

季羡林4·17新华网问答录

2001-9-4 16:59:46

季羡林:我是一个科盲,今天这样的局面,过去还没有过,全世界的网民还没有什么印象,希望全世界的网民健康长寿,万事如意。

问:季老如何看待现在的庸俗文学?作者:lena

答:这个问题比较辩论的看法,过去就是在五四之前,好多今天我们认为是了不起的著作,当时都是文学。比如红楼梦,我认为《红楼梦》是世界古今中外第一部长篇爱情小说,过去认为是通俗文学。好多都是这样子。五四运动以后,对文学的看法不一样了,首先不认为文言文是正统文学,其他就不是。通俗文学有一定的变化,特别是在这方面,我的老师郑中卓先生做了很大的贡献。实际上有的地方白话文也很难分,比如有的诗,全是大白话,最有名的就是孟郊的"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全是大白话。这是任何文学史里边不能避免的,通俗文学的概念应该有一个辩证的看法,分什么时候,当前跟过去不一样,一直到现在,也还有争论。比如说拿金庸小说来看,究竟归哪一类金庸的小说,国内对这个问题争论很大,而且是两个极端,有人认为是很严肃、很正统的文学。北大中文系给我举一个例子。有的就不这样,认为它是通俗小说。所以这个问题,什么通俗文学,这个很难答,有历史的观点,有辩证的观点。这个问题乐老师是专家。作者:季羡林

问:您认为学者应该在书斋里还是更应该出来影响世道人心?作者:江笑山

答:这是一个老问题,就是是不是在象牙纸塔里面,我反对学者在象牙纸塔里面。那做学问,当然每个人的专业不一样,有的通俗流行,有的比较冷僻,不管怎么样,做学问做的再深,做的再冷僻,这个学问本身要对大众有好处,对我们国家,对我们民族,对世界有好处。如果一个人关在象牙纸塔里边,我是不赞成的。作者:季羡林

问:季老,全世界懂得几种古语言的人就只有您一人,失传了咋办?作者:何人敬

答:这个不用担心,古语言有的是我们知道的,中国的汉文,中国的诗经都算古代语言,有的我们不知道,像我搞的"吐火罗",过去没有这个名词,后来上一个世纪初,在新疆考古发觉,发现地上好多埋的残卷,没有整齐的,都是零零碎碎的。字母我们认识,什么语言不认识。结果我的老师告诉我的,我们三个人用了20年的时间把这个语言读通。现在世界事物特多,而且也用不了多少。德国人、法国人在我们新疆拿走了好多残卷,他们研究了。后来国家越来越多,最近可以这样说,世界上文明程度比较高的发达国家,没有哪个国家没有人搞这个东西,人数不多。德国也不多,将来没有人继承,我认为是不会,一门学问产生以后,后继有人。这是规律。 作者:季羡林

问:请问嘉宾,中国传统哲学文化在当今世界的可持续发展时代有什么样的功用? 作者:华山剑

答:我想世界各个有长久历史文化传统的这样的国家和民族,他们的文化里面都会有对人类作出贡献的宝贵财富。比如儒家的文化中间,我们可以说,它对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方面可以作出有益的贡献。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扩而大之就是国家与国家的关系,民族与民族的关系,儒家特别强调以和为贵,在人与人之间保持和为贵,在国家和国家之间保持和为贵,民族和民族之间保持和为贵。道家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就是崇尚自然或者叫顺应自然。我们当今人类地球有一个非常大的危险就是人类对地球的自然资源的破坏非常严重。如果我们不能很好的保护地球资源的话,人类生存环境就会受到威胁。但是中国的道家思想它主张要顺应自然,要爱护自然,要保护自然。我想在这个方面,道家思想会提供有意义的资源。当然我不是说只有中国文化会对世界作出贡献,其它的文化也同样会对世界作出贡献。因此,我们应该很诊视自己的文化资源,同时也应该尊重其他文化的这些优秀的传统。作者:汤一介

问:请问季老:要是您能再活90年,您会去为什么而奋斗?作者:疯狂天才

答:是不是从1岁活起,走的路是不是现在这条路?到180岁,路是这样的,从学术来讲,我走这条路是乱七八糟的,并不是我自己愿意乱七八糟,是由环境决定的。按照步骤来讲,在清华之前谈不到这种学术研究,到清华以后,应该说开始了吧,当时搞的是西洋文学,后来是德国文学,是用英文写的一篇关于德国一个诗人的,就是一个阶段没有多大成绩。到了德国以后,开始"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这是我一生文学走上正路的是德国。在那儿十年,应该说还做了一些工作,做了工作就是这样子,写了一篇文章,不管是大家赞成也好,反对也好,写了一些新东西。就是对我这门学科,起到推动的作用。现在媒体介绍我的地方非常多,但是我在德国十年究竟干什么东西,知道的不多。因为用德文写的,在国内能看德文的不多。这是一个阶段。十年以后一回国,在国内工作没法进行,因为缺少资料,缺少杂志,缺少论文等等,被迫改行,改来改去就改成今天这样一个杂家,面涉及的很广,但是里边真正很深入的不是特多。后来情况稍 微好了一点,什么叫好了一点呢?跟国外来往多了一点,我们需要的杂志,我们需要 的著作能够得到了。最有意思的一个转折点,也 是机遇,什么问题呢?就是"吐火罗",我在德国念的"吐火罗",是人们发觉出来 的,是拉丁字的。我回国时是80年代初,在新疆验讫县那个地方,一个牧民在一个石 窟旁边捡了88页44章,两面写的,捡了这么一堆东西,不知道什么玩意儿,后来送给 新疆博物馆,新疆博物馆也不知道是什么玩意儿,就找到我,我一看就是"吐火罗"。 说你把44章88页撰写出来加工,当时我没有敢答应,因为什么原因呢?因为在德国学 的是这个,但是一直没干,几十年了。现在拿这些东西过来,事先没有人搞,当时我 拒绝了。后来新疆博物馆的人说不行,就得你搞。我说试试吧,拿来了,然后先撰写 成拉丁字,最初也不知道,碰巧了,因为书名就在乱七八糟的那个44章,第二章就是 书名,是乱的,不是按顺序的。一找到书名就好办了。这工作做起来非常困难,什么 原因呢?因为没有一章是全的,甚至没有一行是全的。字母跟我们现在的英文写法不 一样,英文是一个字一个字都分开,他是写在一起。要分开非常困难。我就在搞别的 工作之余来搞这个东西,搞了十几年。最后一直到了80年代算是搞完了,44章88页, 翻译成英文的。这工作算结束了。

问:季老,您对南方高科了解多少?您怎样看待他们请您出演公益片的动机? 作者:duducat

答:是这样,我一直这么想,文化教育我们国家很重视,应该说从主观愿望上非常重 视,当前我们国家在前进中,不能拿出很大的资本,拿出很多的钱来搞文化教育,所 以这样怎么办?一个国家没有文化教育,这个国家是很难前进的。国家暂时又困难, 这是我们理解的。那怎么办?国内有钱的人不少,可是仔细分析一下,当前国内有钱 的人是哪一类?大家研究过没有?我自己看法是这样子,当前国内最有钱的人就是你 们企业家,没有别的家。你们企业家是靠自己的努力,钱来的都是正当的,贪污那个 不算数,那个也有很大的资本家贪污。那个不是,按照正常道路发展的,有钱的就是 企业家。现在应该说是这样子,中国企业家有一个天生的责任,就是能够拿出一点钱 来,不用多,一点儿就够我们文化教育,能够在某一个方面发展。因此,我感觉到, 南方高科有限公司,可以说最初不是什么了解,根本不了解,这名字也是第一次听 到,后来听张军、李林他们跟我讲了讲,我说这件事是一件大事,对我们国家的文化 教育,应该说起了很大的作用。而且最大的作用在于什么呢?在于榜样。不知道过去 谁讲一句话,榜样的力量不可低估。有一个榜样,你做的事情是对的,对国家有好 处,别人就会校访。这一次是南方高科出钱资助文化教育。另外更重要的就是带了一个好头。

问:陈震先生您好!南方高科是个什么企业,和季老有什么关系? 作者:秋林

答:南方高科是一个新型的,按现在企业机制建立的一个股份制企业,大型国有企业, 是在国家计委信息产业部以及广州市政府大力支持下,于1999年的5月成立的。它的 业务方向主要是帮助于移动通讯系统以及终端产品的研究、开发、生产和销售。 第二,南方高科和季老的关系,第一个问题问季先生已经问到了,季先生了不了 解南方高科,季先生已经回答了。我们请季老公益宣传片之前,我们只是知道季先生 这个人名,我们也看过他的书,而且非常的崇拜,而且非常的仰慕,这个关系就使我 们想,因为南方高科想建立一种具有文化底蕴的企业文化,不是我们没有钱投入硬性 广告,我们希望把钱投到对社会有益的方面去,同时又能提高南方高科的知名度。经 济和经济的关系是一个双赢的,是一个很好的结合。作者:陈震

问:季老好,请您谈谈对辜鸿铭先生的看法,谢谢。 作者:卧龙后生

答:辜鸿铭是北大的教授,北大最优秀的传统就是说,他是兼收并学的这么一个最好的 传统。当时故鸿鸣是着长辫子,很反对新文化,他在北大上课,受到大家的其中。很多 革命派人物,像陈独秀很激进的先生,也同样在北大上课,大家都可以在一起研究一 些问题,可以各上各的课,同学可以从不同的人里边吸收一些自己愿意吸收的东西, 蔡元培销售开通了兼收并学的传统,这对北大很好。 作者:乐黛云

胡适是新文化的创立者,很多新文学都是由胡适开创起来的。新诗也是胡适开创的。 还有中国哲学史也是胡适开创的。胡适开创了很多学术的门类,当然不是说每一个门 类他做的都非常出色,但是他确实开创了很多东西。这个在中国文化史或者学术史上 有他非常重要的地位。但是陈独秀他对北京大学有非常大的功劳,为什么?因为陈独 秀是蔡元培聘请过来当文科长,陈独秀把胡适聘请过来,在北大文科聘请了各种各样 的教授到北大文科任教。北京大学真正的学术发展离不开蔡元培和陈独秀这两位先生 的。当然也离不开胡适。我作为北大的一个教员,对他们还是非常敬仰,而且对他们 对北大作出的贡献,我们是永远不能忘记的。 作者:汤一介

先生在发高烧的情况下,一定坚持要去看看胡适的墓,就是这么去了,去了以后,回 来写了一篇非常动人的散文叫在胡适墓前。看看中国文化的传承,胡适是在季先生的 老师,他到台湾还去看胡适的墓,不去为看胡适的 墓,也许就不去台湾了,感情非常深的。 作者:乐黛云

问:季老到底在不在,现在已经三点四十八了,你们看见季老讲了几句话? 作者:xiaoqi

答:在说这个问题之前,我还想说一下,因为昨天下午有人问我,为什么季老去拍 公益广告?就回答他了,什么公益广告也好,这个词我们都不懂,我只知道先生的主 导思想是想宣传一下优秀的传统文化,宗师呀,宗教呀,为了这个,究竟用什么新名 词称呼它,我们也不太懂。我只能觉得做公益宣传顾问,如果做广告的话,我们这一 辈人还接受不了,因为广告带有商业性质,我们不是商业性质,我们完全为了选优秀 的传统文化,我想叫公益宣传比公益广告好一点.另外讲到,先生为什么跟企业家合作 做这种事情。我讲了,在15年前,先生做报告时就讲到经济跟文化的关系,要想发展 文化没有经济基础是不行的,那时候就想到经济和文化结合起来,跟今天接受这个是 有一定的思想基础的。先生的生活起居说起来几句话就完了,先生每天凌晨四点钟起 床,起床以后就开始工作,工作一个单元以后,7点钟吃早饭,吃完早饭还工作,出去 散布,然后回来还工作。上午时间一定要保证他自己搞研究工作。中午11点吃完午饭, 下午开始就是门诊部,为什么叫门诊部?就是下一个,下一个,不停的接待客人。从 三点钟开始,甚至是两点钟开始,一直到晚上6点,你想一个90岁的老者怎么能受得了? 但是他都能接受,而且是迎来送往的,生活是非常规律的,晚上9点多钟就休息了。大 致的情况就是这样的。作者:李玉杰

问:您是怎么看在您面前的因特网? 作者:author

答:对互联网,基本上不懂。我有一个感觉是这样,现在科学发展日新月异,现在我 自己是这样子,老了以后,人就容易保守,几年前,一位老先生,周永光,大家都知道, 他比我大6岁,我们在政协一个组,好几年前,他就跟我讲,他说季老,我教你用电 脑,5分钟教会。我说1分钟我也不学。当时我为什么这样讲呢?就像写文章,笔拿起 来以后,一拿就进入感觉,脑袋里面的奇思妙想层出不穷,换一个方式,口述,我也 干不了,就得自己琢磨。因为写文章,说容易很容易,说难很难。平时讲白话,重复 也可以,但是写文章必须很精粹、很简练,而且语言要生动。在这个过程中,必须想 哪一个字哪一个表现的更好,大家都有这个经验。因此就感觉到,如果让我用电脑, 大概我的灵感我就没了。也有人能用,像王蒙他就能用,我一用电脑,灵感立刻就全 没了。 作者:季羡林

问:技术需要人文的精神指导,人文如何从技术那里获取面包?作者:陈否

答:这个问题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让我解答,我现在很难充分解答。我是这么想, 而且 也这样讲,现在咱们国内对技术科学提倡的很厉害,应该的。一个国家没有技 术,没有科学,科学是指自然科学,国家不能存在,我一点儿都不反对。同时,另外, 文科认为是人文科学,现在国内目前看起来不被重视。所以这个问题是一个老问题, 怎么解决?那天林静讲了,一方面人文科学是一条腿,另外一条腿是技术科学,只有 两条腿可以走路,一条腿走不了。我曾经讲过一个问题,咱们常讲,要建设有中国特 色的社会主义,这是大家都拥护的。具体到科学技术,具体怎么表现?这个问题,因 为我看的书不是太多,看过一点。特色表现在技术科学方面是什么,没有人谈过这个 问题,每人都讲特色特色特色,没有人反对,具体讲在什么地方。我自己有一个想法, 大家在这里讲实话。我就说这样,真正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个特色不表现 在技术上,技术不能表现特色,什么意思呢?今天我们的技术占世界第一,这是不是 特色?我认为这不是特色,今天你站世界第一,明天后天可能美国压过你去。特色究 竟表现在什么地方?应该表现在人文社会科学。比如我们的道德概念,我们道德观念 跟欧洲不一样,这是大家都承认的,而且现在我们讲的尊师重道,讲求母爱,我认为 这都是中国文化优秀的部分。按照中国好多,我们文化中间,有一部分来相识,世界 必然会安宁团结,中国也必然会安定团结。现在世界乱七八糟,就是因为中国制造不 行。孟子讲的得是义。中国优秀的文化,与眼前世界科学技术发展结合起来,然后我 们能够走一条路,西方走不了的,只有中国能走,因为我们有这个文化基础,这条路 我看现在说不出来。我相信将来有一天一定会这样的。我们现在研究自然科学,研究 技术,走一条路,我认为这条路不一定只有一条,现在走的,大家认为就是一条,西 方走过的,我们跟着走,有朝一日,一定会把我们的中国文化精粹结合起来的一条路, 这个我说不出来,将来总会有的,到那时候才真正表现我们中国的特色.作者:季羡林

问:请问汤先生:西方哲学的后续传统绵绵不绝,屡出巨擘,而中国传统哲学到今天有 点气若游丝的感觉,你认为中国传统哲学到今天是哪里出了问题,马克思主义的东渐对 中国传统哲学的冲击是不是决定性的? 作者:风雨如晦

答:中国哲学,当然扩而大之就是中国文化,中国哲学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当前从 中国学术界看,有好几代,像季先生是我们的老一代,老一代在学术的功力上都是比 较深厚的,我们这一代是季先生的后头一代,后头一代就不如季先生这一代的功力那 么深厚。老一代,像季先生、钟景文先生都是老一代,他们功力比较深厚。像我们这 一代不如老一代功力深厚,可是我们在国内外多少还有一点影响,现在出现的是新一代 的,是40多岁的,这一代还是很有希望的。比方说北京大学的陈炳元、王帮维、严布 克等等,都是很有希望的,40多岁这一代都是很有希望的。还有更年轻的一代,还有 30多岁的,也都是很有希望的。所以总体看来,尽管后头一代不如老一代功力深厚, 但是他们都是有希望的,而且时间还很长,还可以努力。所以不可以说我们后继无 人。从长远的观点来看,中国文化,中国哲学可以说还是后继有人的,而且前途非常 光明,不是说非常暗淡。刚才说的这一代都是中国文化书院的导师,从老一代的,都 是中国文化书院的导师。而16年以来,中国文化书院从事的就是文化学术工作,我们 曾经举办过一个12000人两年制的中外文化研究班,现在在全国都有我们的学生,原因 就是我们两年的函授班对他们有非常大的影响。再就是开国际性的学术会议,我们开了 十多次国际性的学术会议。现在我们跟许多国家都有密切的合作,比如跟法国,我们通 过编跨文化对话杂志,也是中文版、法文版,编跨文化丛书也是中文版和法文版,我们 跟美国合开过国际会议,跟日本合开过国际会议,跟韩国很密切的联系。我们的导师除 了有中国的,还有美国的、法国的、加拿大的、欧洲的都有,各国的导师跟我们都有联 系。所以文化书院是一个跨文化的学术机构。文化跟技术的关系或者跟科学技术的关系, 恐怕有一个问题,对人类讲,什么是我们的目的?是发展科学是我们的目的呢?还是应 该有一个理想作为目的。比如21世纪,什么是我们的目的?我想怎么样保持世界和平, 怎么保持地球的可持续发展,这是我们的目的。科学干什么?是为这个目的服务的,而 不能说我的科学破坏了这个目的,这是不行的。我想南方高科技他们之所以清楚,他们 为什么?是为了总的一个目的,中国能够保持和平,世界能保持和平,地球能够保持不 要继续的破坏,这样我们才能生活。如果把目的手段弄错了,人类非常危险。科技再发 展,人类最后毁灭了,那你发展有什么用,没有用处。我想中国特色也应该在这一点, 在于我们很好的为目的而服务,不是为别的,而人类的理想服务,这才是宗旨。 作者:汤一介

问:季老:您认为你对当代青年最有影响的著作是什么? 作者:东林学子

答:季先生的《留德十年》是一个经典性的著作。看季先生做学问,为什么现在有那 么深入?那么受大家尊重和敬仰?确实他花了十年的功夫,非常刻苦的来学习才行。 今天的学生有一部分,我不是说全体,有一部分是急功近利,不是踏踏实实的搞学问, 为了赚钱或者为了出名,那是不行的。我受益最大的就是《留德十年》,必须踏踏实实 的做学问。《牛棚杂记》,这本书让子孙后代都知道,千万别发生文化大革命了。我觉 得这本书使孩子们今后怎么样能够好好学习。好好学习是一方面,头脑要清楚,不干 坏事,这也是很重要的一方面。所以《牛棚杂记》也有必要看。作者:汤一介

问:季老您好!请问您对中国文化受印度文化浸润而印度却很少从中国引进抱何看法? 作者:疯狂天才

答:过去讲过好多次了。一方面印度有印佛教,好多印度的东西跟佛教进来的,中国没 有宗教传到印度。这是原因之一。另外一个,就是中国民族,中华民族跟印度民族不一 样,世界所有的民族中间,最尊重历史,历史书最多最全就是中国,这是中华民族很 大一个特点,哪个民族也比不了。再另外一方面,印度,我不能说它最不尊重历史, 因为他的思维方式跟我们不一样。印度认为一秒钟跟一百年没有区别。有一次听说, 一个印度学生到中国来,参加一个学术讨论会,我们中国学生写的文章,比如说考证 李白哪年生的,哪年死的。印度人大为吃惊,你怎么知道。像 《诺末岩纳》,这本书 在印度是家喻户晓,书是哪年做成的?根据印度的学者的看法,相差800年。有的说是 公元前四世纪,一个是公元后四世纪,800年。这个民族有它的优点,思想很深刻,另 外一点,认为历史没有什么了不起,一年跟一万年没有什么差别。因此,就没有什么 记载,你找不着。中国历史上,24史上都讲到我们从印度学什么东西,印度找不着。 这是一点。另外,注意的不多。回国以后,被迫改变研究方向,就是中西文化交流史, 搞中西文化的。在交流史里边,大家注意的不多,我专门找中国影响印度的例子,应 该说找得不少。中国对印度有影响,四大发明不说了,四大发明,中国的,影响世界。 第一篇文章,中国造纸法传入印度的经过。我写过几篇文章,佛教是道流,宗教传到 中国来就完了,哪留出去的?我写了一篇文章,道流,传到中国以后,中国发展了, 印度向中国学习。所以因此我就说,中印关系,1951年我到印度去,第一次访问,印 度对中国特别关系好的,他就讲,在解放前,印度是中国的老师,解放后,中国是印 度的老师。有这么一讲。后来我就说,我很感谢这位印度朋友对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 的成立的尊重,我说事实不是这样,事实都是互相学习,之所以印度方面看得比较多, 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原因。前两天,写佛教史,最后一章最后一段就是九子的"密宗", 大家认为九子没有"密宗",我认为有。后来法国的李瑞讲,"密宗"这个东西,一 方面印度发展了。另外,中国的"密宗"没有这个词。当时玄奘到印度取经,桐子王 他认为是中国的后裔,就请李一表向唐太宗建议。道教有点像"密宗",后来唐太 宗,组成一个小组,里面有河殇,有道士,到了印度没有,不知道,现在找不着。 作者:季羡林

问:季老,您觉得您这一生最让你觉得幸福的是什么? 作者:梅梅

答:从牛棚里出来了最幸福。抽象的来讲应该是这样子,一个人他活着不是为了吃饭, 吃饭为了活着。你要活着不吃饭不行,但活的目的不是为了吃饭。为什么呢?人这个 动物决定,他不可能自立, 每个生物,包括动物在内,都有极强的生存能力。所以 我们人也一样不可避免。现在好多人光管自己生存,不管别人,我觉得这是一种非常 不好的现象。人最大的幸福就是自己生存要好,别人也要生存,也要好,这是最大的 目的。作者:季羡林

先生讲得自己要生存,也让别人生存好,我在先生身边工作,确实有这个体会。先生 现在是90高龄了,现在还是笔耕不绰,他不缺任何光环,他也不需要什么了,也没有 什么要求了,他还能这么做,而且是有求必应,而且他忘了自己是什么年龄了,从来 没有感觉到我颐养天年。现在他除了自己必须的那点事情以外,冬天不冷,夏天不 热,吃饱就行。他生病了,他还来。先生手发抖,说写几个字吧,他还写。我觉得先 生这种忘我,正是他所讲的,是他最大的幸福。有时候我们替他挡一挡,他就不让。 但是我们不得不考虑他的健康。他不考虑他的健康,他说活着就是有用。写书也是有 用,为别人做事情也是有用。活着干吗呢?不是吃了饭就是眼睛不闭,为了多活几 天。先生这种思想和他实际做的,他不是光口头说,而且说的都是事实。甚至做的更 好。作者:李玉杰

问:季老您为何选择新华网作为对网络的"第一次亲密接触"? 作者:不爱聊天爱抬杠

答:讲什么东西都有个思想基础,我刚才讲了,15年前先生讲经济与文化是两条腿走路, 殊途同归就是这个。所有东西都要钱,文化没钱,怎么办?就是要有钱人支援。这就 是经济和文化问题。今天谈南方高科如何支持文化,先生说不干。当我们跟先生下点 毛毛雨时,先生就考虑了。这次上网,别人有很多人问了这个问题,先生好象世俗、 风流,现在这个大潮,赶潮流什么的。我不认为是这样。先生说了一句,现在高科技 和人文结合,要是发展科技,好象还有点道理。跟人文结合,说明他注意到什么是人 文,先生讲这就是人的素质问题,人的素质如何,因为先生说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大家都能够重视这个问题,所以先生就作一次宣传,也是宣传了中国的优秀的传统文 化,先生认为还是应该的。当想到要上网的时候,先生根本不知道什么叫上网,以为 就是电脑。今天来了以后,摆成这么多东西,先生说干什么?我说上网。他说上网需 要这么多东西,我说我也不知道。成天说电脑上网,究竟什么是电脑,什么是上网, 我们今天是第一次看到。 作者:李玉杰

上网,网特别多,这个网,那个网,我们都不了解,一说新华网,为什么同意了?因 为有一个新华社的保证问题,也是我们觉得他有信誉问题,也许是别的网,我们可能 就不做了。主要是对新华社的信任。 作者:汤一介

问:您如何评价您的母校清华大学?能否将清华与北大做以比较?作者:东林学子

答:我跟清华的关系,表面看起来是四年,实际上是十四年,因为我到德国去是清华带 去的,在北大是55年了。所以我对这两个学校的了解是有所了解的。而且对两个学校的 感情非常深厚。可是两个学校不一样,不一样这不奇怪,李杜,李白和杜甫是两个好 朋友,但是风格就是不一样。清华北大也是这样,现在全国大学怎么排名,现在有各 种方法,网上也排过名,都在那儿排。我想中国学术能够代表的还是北大清华。两个 学校很不一样,基础很简单。清华是1919年是一个学堂,到1925年才盖清华大学。它 的基础是一开始是美国那一套,资本主义那一套。现在资本主义听起来惯了, 在过去,从50年代开始,一听资本主义就害怕,资产阶级的思想,资本主义怎么怎么 样。其实资本主义从历史发展来看,它比封建主义要高。所以清华一开始是资本主 义,是美国那一套。一直到现在,很奇怪,90年代,他的清风校律都比我们高。北大 是一个什么基础的?按照我的算法,从北大学堂,一直到国子监,就是全国的最高学 府,当然有人反对,事实反对不了。好的方面,我们继承了中国文化传统,北大文化 积淀深厚。缺点就是封建的东西多了一点。因此,我就杜撰了八个字,清华的特点是 清新俊逸,北大的特点是深厚凝重。要比的话,清华是李白,北大是杜甫。 作者:季羡林

问:请问季先生,众人对您的赞誉,您是否觉得盛名之下,其实难符呢? 作者:巨烂

答:我说现在媒体对我的文章多的不得了,我基本上都不看。我的三本传,一本也没看 过。我感觉我的人没有那么好。大家都讲了,我的文章能吸收60%就不少了,其中 40%是水分。所以我就感觉是真的。对这句话怎么理解,我不说。我自己确实感觉 到,盛名之下,其实难符,我自己的毛病多的很。作者:季羡林

汤先生对季先生的评价…… 我只能非常简单说,我和季先生认识非常久了,我觉得季先生最可佩服的就是坚持不懈 的为学术而 奋斗,为中国文化走向世界而努力。这是他一辈子都想做的。另外一点,他 为人非常平易近人,没有什么架子,跟我们相处,他是我的老师辈,但是我们坐在一起可 以平起平坐的讨论问题。 作者:汤一介

在人生转折的时候,季先生常常给我很大的启发。我就讲最近的一件事情,我今年是 70岁,从2月份开始退休,这个退休对我来说是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我感觉我还不是 那么老,还可以做很多事情。但是一刀齐,你什么事都干不成了,也不能教书,也不 能讲课,什么都不能干,就有点闹情绪。季先生就说,他说我做学问是从70岁开始 的,70岁以前做校长,搞运动,什么都不能做。我这么多书都是70岁以后做的。这样 给我很多希望。很多在人生的转折关头,先生的思想对我有很大的启发,这是一种事实。 作者:乐黛云

 

季羡林:几代人的镜子

 张彦武


  2005年8月6日,是北京大学教授季羡林的94岁生日。当天,由山东省中国孔子基金会发起的季羡林研究所在京成立。季羡林是我国著名的梵文学家、翻译家、教育家,他博古通今,熟谙六七种外语,受到世人的钦佩和敬仰。
  7月29日上午,温家宝总理来到解放军总医院康复楼,看望了季羡林,并向他祝贺生日。在交谈中,温总理还特别提到了最近出版的与季老有关的两本书:《学海泛槎———季羡林自述》和《非凡人生———季羡林先生》。
  这次由华艺出版社再版的《学海泛槎———季羡林自述》,内容新增了《我的小学和中学》、《我的高中》。新世界出版社编辑张世林告诉笔者,他曾在中华书局工作,与季羡林先生有过长期接触,在2000年和2001年先后出版过季羡林的《千禧文存》和《新纪元文存》。这次,张世林以最快速度抢在季羡林生日前夕出版了王树英的《非凡人生———季羡林先生》。张世林说,应该把老先生们当作文化财产来抢救,“季先生是一面镜子,他桃李不言,他笔耕不辍,对年轻一辈也是一种鞭策。”张世林介绍,《非凡人生》的作者王树英教授是季老60年代的学生,毕业后在北大任教,后来调到中国社科院南亚研究所工作。
  在季羡林生日前夕,笔者采访了王树英教授和季羡林的秘书李玉洁。
  季先生一般不大看别人写他的传记
  问:季羡林先生著作等身、成就卓著,应该有不少人想为他写传记。有报道说,《非凡人生》是“第一本真正的季羡林传记”,请问,你们怎么看?季先生本人对为他立传持什么态度?
  王树英:我写的是季先生的人生,未提传记,当然实际上是传记。这本书出来后,我接到很多读者的电话。有读者说,“这是几代人的镜子”,可以从中看到他年轻时、中年时和老年时都是怎么做人的。我是研究印度问题的,接触国内外的学者比较多,与印度学者接触时,他们都大吃一惊,说“你们中国还有这样的人物?!”季先生为中国争了光,印度人也觉得他为东方争了气。我毕竟是他的学生,也曾经与他同事,觉得有责任向大家介绍我所了解的季先生。
  李玉洁:其实,季先生的传记以前也有一些。1996年,江苏文艺出版社用季先生自己的文章编成了一本季先生传记《季羡林自传》,后来还有《季羡林传》、《东方宏儒:季羡林》、《季羡林先生》。这四本书的共同点是没太多涉及季先生的业务,王树英这本则是重点写季先生与印度学的关系。
  季先生一般不大看别人写他的传记,他说溢美之词太多。王树英这本他是看过目录的,王树英的所有材料来源也是我们知道的,我认为他比较踏实。
  他就是想当他的教书匠
  问:季先生于1935年秋去德国留学,当时留德的学生似乎不多,我记得只有宗白华、冯至、周子亚等少数人,而当时留学英美的最多。一般认为留日的学生归国后大多倾向革命,而留学英美的比较倾向自由主义,留德的背景对季先生以后的学术人生有什么影响?
  王树英:留学德国的作用很多,对他以后研究印度问题帮助很大。之前,他在清华,选课时对印度有兴趣。后来去了德国,他如鱼得水。开始在德国没想到留那么长时间,但因为战争延长了时间,吐火罗文也是在那时学的,打下了基础。
  李玉洁:“文革”后,有人建议季先生去中国社科院当副院长,但他不去,可是1978年让他兼任北大副校长,他却答应了。有人不理解地说为什么放着副部级的职位不去当,他说:“什么级别,我脑子里没想过这个!”他就是想当他的教书匠。
  他对时势的判断也有不清楚的地方
  问:季先生在“文革”前后也经历过大起大落,在晚年撰写的《牛棚杂忆》中,他回望往昔,是不是对“文革”看得比较透彻了?
  王树英:“文革”这个悲剧,他认为很多人是受害者,他自己也是受害者,真正的坏人是少数。“文革”中,季先生虽然大名鼎鼎,但是,比他“资格”老的,还大有人在,学术成就或社会影响更大的,有他的老师或前辈,如陈寅恪、朱光潜、俞平伯等,所以,在历次运动中,他“被批、被斗”并不严重,在运动中做“检查”也是必然的,他自己也承认,“老年反思,我在政治上是个蠢材。对这一系列的批与斗,我是心悦诚服的,一点没有想到其中有什么问题。我虽然没有明确地认识到,在我灵魂深处,我真认为中国老知识分子就是‘原罪’的化身,批是天经地义的。”他对时势的判断有时也有不清楚的地方,但至少不会乱来。
  季先生对恩师特别重情谊
  问:我看到季先生有文章回忆胡适、陈寅恪等老师一辈的人物,在季先生和你们的接触、讲述中,他讲到哪位老师比较多一点?
  王树英:有时他提到胡适,也不是顶着风头,也不像当时的极端看法那样认为胡适“反动”,该肯定的还是肯定的。季先生还回忆过他的老师陈寅恪先生,他说:“一旦批到陈寅恪先生头上,我心里就感到不是味,虽然经人再三动员,我却始终没有参加到这一场闹剧式的大合唱中去。我不愿意厚着脸皮,充当事后诸葛亮,我当时的认识也是十分模糊的。但是,我毕竟没有行动。现在时过境迁,在四十年之后,想到我没有出卖自己的良心,差堪自慰,能够对得起老师的在天之灵了。”
  李玉洁:好些年前季先生写过《为胡适说几句话》,当时还很敏感,我劝他别写,写了也没地方发。但他坚持要写,他说这是他的真实想法,对人不能主观、片面,他还说当时与胡适在一起工作的人剩下的不多了,我要不写出来就不舒服。从这件事可以看出季先生对恩师特别重情谊。
  1999年,季先生88岁高龄时还去了台湾。我说,你不是不轻易出门吗?他说这次对方邀请,开会的主题“人的素质教育”他很感兴趣,去台湾第二个目的就是想给胡适先生、梁实秋先生扫墓。我问他,这合适吗?他说:“有什么不合适的?”到台湾后他高烧39度多,他还是坚持去给胡适扫墓,还写下了《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
  他毕竟是那个时代的人
  问:您书中的第120页提到季先生的封建包办婚姻时写道:“(夫人德华)天资确实不是太高,只念过小学。她到了晚年,连早年能认的千八百字也都大半还给了老师。因此,她对季先生一辈子搞的什么研究,有什么意义,根本不知道,她似乎从来也没有想知道过”。这种“夫妻二人毫无共同语言”的婚姻是不是一个悲剧?
  王树英:留学生的婚姻状况比较复杂。据我了解,留学生后来离婚、再婚的不少。季先生的包办婚姻是既成事实,他是尊重既成事实的。恐怕有很多人不理解他们的婚姻,但他对老伴儿还是肯定的方面多。季先生说,在道德上,“她却是超一流的,上对公婆,她真正尽了孝道,下对子女,她真正做到了慈母做的一切,中对丈夫,她绝对忠诚,绝对爱护,她是一个极为难得的孝顺媳妇,贤妻良母。”
  季先生的老伴儿确实很贤惠,他们老俩口几十年没拌过嘴,都为对方考虑。季先生不会做饭,到家就吃老伴儿做的现成饭。季先生的老伴儿把婶母也接过来养着。现在年轻人可能难以理解他们的婚姻,他毕竟是那个时代的人。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问:“21世纪是东方文化的世纪”、“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似乎是季先生引起较多争议的观点。请问,你们怎么理解和评价他的这个观点?
  王树英:季先生常说:“文化交流能推动人类社会前进,如果没有文化交流,人类社会的进步恐怕不是现在这个样子。”季先生认为,到了21世纪,“三十年河西”的西方文化将逐步让位于“三十年河东”的东方文化,人类文化的发展将进入一个崭新的时期。
  我认为季先生的意思是说,21世纪在学习西方文化的同时不要忘记东方文化,而且要以东方文化为主,发挥东方文化的作用。用季先生的话说,以东方文化为主导,吸收西方文化中的精华,把人类文化发展推向一个更高的阶段。
  李玉洁:他从不跟人争论,他提出“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观点,遭到很多人的批评。他就举了个例子,有个地方盖庙,第二天要挂匾,有两个近视眼的人约着去看。一个近视者说看见匾上写着“正大光明”,结果旁边有人说匾还没挂上呢。他当时的意思是21世纪还没来呢,所以大家都可以预测。

                                       来源:中国青年报

 

                       

                      季羡林:大儒无声 
 
 
                              韩小蕙 
 

  在北京三O一医院,季羡林先生快住满四年了。

  这是入院时谁也没想到的。在荷竹摇曳的北大朗润园家中,季先生最疼爱的大白猫咪咪叫了数日,一直
等待着“爷爷”归来;一批又一批新生来到季府窗下,殷殷地向里张望,期冀能有奇迹发生。

    布衣情怀

  自谓早已达到“悲欢离合总无情”境界的季先生,平静地接受了这一切。并且,很快在医院建立起了新的大家庭。

  这个家庭的成员可真多,从医生、护士、护工,到清洁工,再到其他病友及其家属,热热闹闹,亲密无间。季先生被称为“爷爷”或“老爷子”,三天,护士们给他买来个毛绒猫咪;两日,小保安又送来几个柿子;再几天不见,传达室的老门卫就带话来问安了。

  老爷子每天清晨6点起床,这对于勤奋了一辈子的季先生来说,内心总有不安,因为在家他从来都是4:30即起,或读书,或著述,孜孜矻矻,从不敢懈怠。可是大家心里高兴了,好,医院有纪律,不许。谢天谢地,可有人管住老爷子了!

  老爷子今年将迎来95大寿,岁月风霜,丹霞飞渡,确实年老体弱了。何况腿部动了手术,举步极为困难,疼痛程度只有他自己最清楚。可是他一点儿都不认为自己是重病号,相反觉得自己正常极了呢 他老说“只要有一口气就得干活”,所以从入院第一天起,就把办公室搬到医院来了。每天上午,在医院的日志上是治疗时间,在季先生的闹钟上却是“干活”的时间。为此,凡输液,必伸左手,留下右手写东西。于是,滴水石穿,又一部《病榻杂忆》已写了一多半。而下午,又是雷打不动的读书读报时间,由于眼睛必须保护不再看电视,季先生就特别重视读报,这是他通往世界的窗口啊。有时秘书李玉洁老师怕他累着,故意丢下了这张忘记了那张,老爷子心里明镜似的,也不动声色,一份读完了,再点另一份,反正你都不能给我落下。

  医生来换药了。这可不是玩的,老爷子的腿上打了两个洞,把塑料小管子生生地杵进去,才能打药,有时还得在肉上动刀子剪子。看得李玉洁老师心“嗵嗵”跳,连护工都跟着直冒汗,可是每回老爷子都谈笑风生。等医生们走了,李老师颤声问:“先生您真不疼 ”老爷子回答 “不疼是假的,但又何必给大夫增加思想负担哪?”

  不仅如此,老爷子还老对医护人员说:“别再给我用好药了,差不多就行了。”“我是光消费不生产的人了,我看就别治了。”

  是,确实是,在季先生心中,从来都是为别人着想,只是不关心自己。护工也是家庭成员,不但照付工资,不但和颜悦色,还额外管吃管喝管水果。半夜有了尿,老爷子把两次三次憋成一次,宁愿自己睡不好也不叫醒护工,因为“他们白天也很疲劳了,晚上不忍再让他们起来”。

    人格魅力

  有一天,一位年轻护士说起某报正在连载季先生的著作《留德十年》,表示很爱看。老爷子马上把李玉洁老师找来,吩咐叫人去买,说“书是给人看的,哪怕有几句话对年轻人有用了,也值得。”这一来轰动了全医院,大家都来伸手,还索要签名本。“都给。”“买去。”季先生发话说 “钱是有价之宝,人家有收益是无价之宝。”最后,一趟一趟买了600本,也一笔一画地签名600本。

  真的,李玉洁老师对季先生简直敬如天人,“虽然照顾老先生从体力上确实累,因为我也是快80岁的人了。可是从灵魂深处体验到特别的幸福,觉得生活在他身边是一种享受。”问享受什么?答曰:“首先是人格魅力。老先生在做人上,从来是克制自己,照顾他人,以德报怨,虚怀若谷。而且坚持平民立场,对人没有等级观念,大官来了也是这样,平民来了也是这样,越是被人看不起的人还越平等相待,就说医院里的勤杂工吧,差不多都跟季爷爷聊过家常。”

  回想1985年,我作为初出茅庐的小编辑,第一次去拜访季先生。进门前,曾数次猜测大名鼎鼎的季羡林先生,仪容将是多么威严,风度该是多么翩翩,简直是云端里面的人物了。全没想到,开门的就是季先生本人。当时的感觉,说他是一位老退休工人更贴切。一袭藏蓝色中山装,黑布鞋,穿得很旧。说话很简洁,没有热切的寒暄,但有仁慈的目光,脸上是佛像一般的平静。我立刻被他的平易融化了,原本像卷叶一样的敬畏之心,慢慢伸展开了。

  今天我理解:季羡林先生的精神,就是中国文化传统所推崇的平民知识分子精神,古称布衣精神,亦即圣贤精神。这是从五千年中华民族文化精神之树上开出的灿烂花朵,是从孔孟、老庄、诸子百家、竹林七贤……无数布衣知识分子薪火传承下来的高贵文脉。这个文脉讲究的是“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君子之爱人也,以德。”“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君子贵人而贱己,先人而后己。”……这是我们中国的国魂,是中华民族世代相传的精神支柱,是我们民族振兴,国家富强的立国之本。

    心系家国

  然而,走近季羡林先生的身边易,走近他的精神境界却很难,非常难。

  季先生的一生,用他的话说:“天天都在读书写文章。越老工作干得越多。”除了让中国学者感到深奥无比的德国哲学研究外,数十年来主要从事印度文学的翻译研究,佛教史以及中印文化交流史的研究工作,还撰写了汪洋四溢的散文随笔等作品。现在,《季羡林全集》已编到了32册,粗略一算,已经有一千多万字了,真正是著作等身,学问大师,当代鸿儒。

  然而极为可贵的是,季羡林先生又绝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书斋学者,相反,他相当入世,胸中承载着天下万物,时时守望着民族、国家、世界,还有大自然。他还一直保持着独立思考的精神,始终秉持独家观点,绝不人云亦云。李玉洁老师曾多次感叹说 老先生想的跟别人都不一样,有时还特别超前。就见他闭着眼睛皱着眉头在那儿想,我们跟都跟不上。

  早在20多年前,季先生就大谈“和谐”——“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就是和谐”。人与人要和谐相处。人与大自然也要和谐相处。东方人对待大自然的态度是同大自然交朋友,了解自然,认识自然;在这个基础上再向自然有所索取。“天人合一”这个命题,就是这种态度在哲学上凝练的表述。必须珍惜资源,保护环境。现在,当人们回头再看来路,不禁感慨者再 “老马之智可用也”,季先生的预见,印证了多少生活的真理啊!

    宽人严己

  前些日子,有一件事在三O一医院引起轰动。但见医生护士们窃窃私语,很激愤的样子。当他们来到老爷子面前,却都换上一脸春风,装着什么事也没发生。原来,外省有一位学者在某报撰文,指责季羡林先生“自封大师”,云云。虽然医生护士们不是专业人士,不懂学术,但从这几年跟老爷子的接触中,从上至党和国家领导人、下至学界人士对老爷子的敬仰中,他们觉得自己能分辨出东西南北,春夏秋冬。

  一天,季先生突然把李玉洁老师叫到身边,脸上还是那佛像一般平静,说:“不用演戏了。”“人家说得对,我本来就不是什么大师。只不过我运气好,好事都往我这儿流。”他说:我就两条:爱国和勤奋。我总觉得自己不行,我是样样通,样样松。”

  见李玉洁老师不服气,季先生就叫她端正态度,并说:“人家说得对的是鼓励,说得不对是鞭策,都要感谢,都值得思考。即使胡说八道,对人也有好处。就怕一边倒的意见,人就晕了。”

  他特别能看到别人的优点,赞扬起来从不吝啬。比如他夸李国文先生的随笔写得好,有哲理,是能让人在脑子里留下印象的文章。还夸邵燕祥先生的诗好,有文采有思想有意境,说着竟然随口背了出来,把李玉洁老师惊得一下子就坐直了。

  这使我想起当年的一件逸事 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我约季先生写写当代另一位大儒张中行先生。很快,季先生的文章《我眼中的张中行》就飞来了。季先生称张先生“是高人、逸人、至人、超人。淡泊宁静,不慕荣利,淳朴无华,待人以诚。”“我常常想,在现代作家中,人们读他们的文章,只须读上几段而能认出作者是谁的人,极为稀见。在我眼中,也不过几个人。鲁迅是一个,沈从文是一个,中行先生也是其中之一。”

  难得一位大学者对另一位大学者如此欣赏。我们只听古人说“文人相轻”,又看过了太多的文人互相诋毁乃至“残杀”,却很少能看到互相佩服互相欣赏的,更少见如此之高的评价。季羡林先生把他对张先生的钦佩之处老老实实告诉读者,一副甘拜下风的若谷虚怀。

  什么叫“大师” 至少,我固执地认定了一条,他必须是真心做到了“学然后知不足”;还应执守大唐名相魏征的一句名言 “念高危,则思谦冲而自牧;惧满溢,则思江海下百川。”季羡林先生都做到了。

    ■人物小传


     1934年清华大学毕业

  季羡林先生,1911年8月生于山东省清平县 现改为临清市 农民家庭。1930年高中毕业后,考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1934年毕业,获文学士学位,回济南母校任省立济南高中国文教员一年。1935年被录取为清华大学与德国的交换研究生。是年秋赴德国,入哥廷根大学,学习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等。1941年获哲学博士学位。1946年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解放后仍任原职,北京大学授予他“终身教授”的荣衔。1956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同年加入共产党。1978年兼任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与北京大学合办的南亚研究所所长。先后兼任过中国外国文学学会会长、中国南亚学会会长、中国语言学会会长、中国外语教学研究会会长等几十个职务。自1954年起,当选为第二、三、四、五届全国政协委员,1983年当选为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2003年4月由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改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院士。

    ■成果解读

  纵观季羡林的学术生涯,用他自己的话说,“翻译与创作并举,语言、历史与文艺理论齐抓,对比较文学、民间文学等等也有浓厚的兴趣,是一个典型的地地道道的‘杂家’”。

  几十年来,季羡林先生有关印度的主要著作有《印度简史》、《1857 1859印度族起义》、《中印文化关系论丛》、《印度古代语言论集》、《佛教与中印文化交流》、《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罗摩衍那初探》、《季羡林佛教学术论文集》、《中印文化交流史》、《糖史》、《天竺心影》等。这些著作在国内外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关于印度方面的译著有 古典梵文名著《沙恭达罗》、《优哩婆湿》、《五卷书》等。“文革”期间,他见缝插针,用五年时间,以流畅的中文翻译了200多万字的印度著名史诗《罗摩衍那》,引起国内外学者高度重视。他在印度研究方面,贡献巨大,名震世界,起了很好的示范和带头作用。

  季先生高屋建瓴,辨伪辟谬,新义迭出,发前人之未发,这是他的研究特点之一,诸如印度佛教传入中国的时间与途径问题等,即为例证之一。他还主张 “研究历史,贵在求真,决不容许歪曲事实,削足适履,以求得适合某种教条主义的‘论’”。他提出一些“史”书如“中国通史”、“中国文学史”、“中国哲学史”等应该重写。

  他勇于创新,不因循守旧。他倡导成立了中国第一个比较文学研究会,后来比较文学课程在全国高校普遍开设起来。他提出建立比较文学中国派的主张,得到学者的一致赞同,引起了世界文学界的关注,如今已成为世界比较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他主张积极开展中外文化交流,撰写了大量涉及中国、东北亚、东南亚和中亚古国以及欧洲文化方面的论著,成就出类拔萃。

  他的散文在我国20世纪文坛上独树一帜,可读性很强。截至目前,他共创作散文100多万字,出版了8部散文集。

   ■回声

  他以一身而具有三种难能 一是学问精深,二是为人朴厚,三是有深情。三种难能之中,最难能的还是朴厚,像他这样的难于找到第二位。
                          ——张中行

  他是那样的普通,普通得无法和周围的人加以区分。他如同一滴最平凡的水珠,无声地消融在大江大河的激流之中;他如同一粒最平凡的泥土,加入了无比浑厚的黄土地的浑重之中。伟大无须装饰,也不可形容,伟大只能是它自身。
                          ——谢冕

  和他在一起,矜可平,躁可释,一切多余的雕饰的东西都成为不必要的了。
                          ——袁行霈

  他是一位完全具备知识分子品格的人,决心要做出最好的学术成果,他从来没有放弃坚持一切都要优秀的原则……他人格的尊严,他对于物质利益的毫不动心,他对于书的热爱,他的耐心,还有他充分的真诚,对我来说,他将永远是气节的象征。
                          ——韩素音

 

                         来源:光明日报 2006-01-08 0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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